上周五，西安市碑林區人民法院再次開庭審理西安交大李連生、束鵬程兩教授起訴同校陳永江、郁永章、楊紹侃三位教授“名譽侵權案”。這出“造假者”狀告“揭假者”的“好戲”，讓學術造假這個近年來“此起彼伏”的丑陋現象再次成為焦點。

　　中國科協曾做過一項針對博士生的調查。調查中，有39%和23%的博士生認為此類學術不端行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諒”的。

　　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造假似乎已成了學術界的“潛規則”。讓素來以追求嚴謹著稱的學者們對造假行為包容、同情甚至“親身體驗”，說到底其實和壓在他們頭上的“重擔”有著直接關系。

　　從90年代起，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SCI論文數量等量化指標，開始被我國科研機構和高校所推行，并逐漸成為我國考核評價學術成果的主要標準。從碩士到博士、從講師到教授，從校長到院士，這一系列“質變”大都需要先完成“在核心刊物上發表過多少文章，出版過多少著作，獲得過多少學術獎，承擔過什么級別的研究項目”等“量變”。

　　讓原本思維活躍的學者們像奶牛按時擠奶一樣定時定量地提供精神產品，這制度設置本身就不合理、不科學，不能不說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逼良為娼”的作用，難怪會有“四成博士生同情學術造假者”一說。

　　說到底，學術研究還是應該遵循科學規律。好的研究成果，有時幾年、十幾年才能出一個，而不可能是每學期、每學年像流水線一樣勻速生產出來的。眼下，學術造假、揭假層出不窮，在依法處理造假者的同時，有關部門是不是也應該對現行的量化考核機制進行改革？只有等擁有了科學、獨立的學術評價體系以及學術監督機制，學術造假才有可能真正“絕后”。 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