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浙江紹興一中73名以體育競賽獲獎者加20分的考生中，有30名學生家長為政府官員與事業單位領導，有19名企業老總的子女，另外15名學生家長是紹興文理學院等單位的教師、醫生或主任，1人是紹興一中校長的外甥，只有8名考生是田徑、球類、游泳等運動項目獲獎取得高考加分資格，或是來自普通百姓家庭。“三模三電”加分者占這所中學2009年823名應屆高中畢業生人數的近十分之一。

　　回頭看類似的高考加分丑聞，除了公權異化之外，還有一個共同特征：呈現出典型的“族群化”現象，拔出一個蘿卜，就必然帶出周邊許多壞蘿卜。這恐怕最應該反思高考加分制度本身。譬如成本高昂的航模比賽、藝術加分等，農村孩子基本上沒有條件學鋼琴、芭蕾舞。類似動輒要價上萬的航模，別說農村孩子，普通城鎮學生恐怕也不是個個承擔得起的。這些加分政策，已經喪失了普適性，異化成為特殊群體服務的制度。另外，加分政策五花八門，標準琳瑯滿目，往往一個中學校長就可設法將全國所有大學的平等錄取權架空。加分權力分散，掌控加分話語權的部門與人紛繁復雜，直接導致對加分權力的集中監管淪為形式。“族群化”的高考加分丑聞，不僅深深傷害了高考公平，更戕害了考生的實體權益，這難免讓人懷念起“全國統一”的“裸考”來。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