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18時許，重慶市招辦發出高考民族加分造假事件處理情況通報，取消31名違規更改民族成分的考生的錄取資格，同時為依法保護未成年人，不再對外公布31名違規考生名單。與此同時，重慶市紀委、監察局公布了對違規變更高考考生民族成分責任人的處理結果，相關責任人受到黨內警告、撤銷黨內職務、撤銷行政職務等處分。

　　事實上，沸騰的民意關注的是31人名單背后的那些權力操控者和獲利者，而對涉案考生并非沒有同情之心。從重慶市有關部門的處理結果看，涉案考生已經為他們(更重要的是為其父母)的違規行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他們畢竟還處在為未來人生積累知識的階段，公開名單無疑會給其今后的學習工作帶來長遠的負面影響。即便是盜竊、搶劫一類的犯人，也未必人人都受到公開案情的處罰，何況這些被動造假的中學考生呢？在他們被取消錄取資格后，我想，輿論應該可以放過他們了。

　　面對造假案件的處理結果，我們更應該深究和反思的，是重慶市有關部門在調查處理造假案件的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自弊案曝光至今，半個月的時間里，媒體的追蹤報道和輿論的強烈質疑始終沒有停息過，以至于連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發表評論員文章，敦促重慶市有關方面直面輿論質疑，卻一直沒能得到積極回應。沸騰的民意和輿論的抨擊似乎被有關方面置若罔聞，也從而使得這一弊案的負面影響不斷放大。

　　從中不難看出，目前的處理結果并不是有關部門事發之初所愿意采取的步驟，否則在輿論的追問下，有關方面只要承諾嚴肅查處造假案件背后的責任人就可以化被動為主動。顯然，目前的處理結果，幾乎可以認定是有關方面在輿論的持續高壓下的不得已而為之。

　　由此，筆者認為，重慶高考加分弊案的處理結果差強人意，但處理過程卻必須反思。為什么面對如此民意洶涌的重大案件，有關部門總是本能地采取淡化焦點、回避問題的態度呢？為什么非得等到民意高漲無法抗拒的時候，才不得不出手呢？這或許是弊案發展到目前階段，公眾所應該關注的核心問題所在。　今日早報　□盧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