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 　　

　　在江蘇宣布取消高考狀元排名還未來得及收納民眾的評斷之聲時，一件意料之中的尷尬事還是發生了———無孔不入的媒體最終還是找到了所謂的“疑似狀元”，并繼續長篇累牘地向公眾宣揚著“歲歲年年人不同”的“狀元經”。

　　在這樣一個追求功利的年代，人們比以往更渴望成功。在成功饑渴下，催出了“狀元秀場”———一個學校需要狀元，因為它帶來的名譽可以增加招生數量，進而影響到學校的進賬和教學質量問題；每個媒體也需要狀元，狀元甫出新聞大戰即始，搶先抓住狀元報道，意味著發行量的上升并引致廣告商的青睞；商家需要狀元，有了狀元的代言，哪怕是對狀元的資助，都能給商家帶來巨大的社會營銷效應。而這一切均源之于狀元最大的“消費群體”：眾多寒窗苦讀的莘莘學子和望子成龍的家長，他們需要以狀元為榜樣。

　　然而，成為狀元就意味著成功嗎？一份近日出爐的“高考狀元調查報告”卻向人們揭示著這樣慘烈的現實：通過對恢復高考以來1100多名“高考狀元”的調查，“狀元”畢業后職業發展較少出類拔萃，職業成就遠低于社會預期。這是向多年來對狀元佳話迷信不已的人們，一次警醒似的撞擊，但它卻不足以顛覆人們對狀元路徑的美好想象，也是高考成功帶來人生坦途的路徑想象。

　　很大程度上，人們更愿固執地將高考的成功當做人生的成功，這似乎可歸結為民眾的普遍短視，但卻更映照出普通民眾向上通道的逼仄。逼仄到人們只有通過這樣一條唯一的路徑，遙望他們眼中的成功，哪怕這里充斥著羅彩霞們遭遇的權力鏈條，哪怕這里有著舞弊的黑暗，人們仍然興致勃勃地談論著這條道路上榜樣樹立的成功學，只因這個社會成功的道路太過逼仄。

　　(來源《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