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政府今天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今年重慶高考招生少數民族加分問題調查結果。目前，重慶市查明31名考生為獲得高考加分，更改民族身份，將戶籍遷入少數民族聚居地。其中身陷“加分門”的重慶巴蜀中學有6人，其余25人分別來自另外幾所直屬和非直屬中學。(6月23日《人民日報》)

　　樂觀地說，這是政府部門重視輿論監督，是負責任的表現。不那么樂觀地說，無論是浙江“加分考生多為權貴子女”，還是重慶的“加分門”，最初都源于家長或者群眾反映，繼而才有相關部門介入調查。這十分值得深究———無論是相關信息的掌握，還是參與程度，高考加分任何一個環節的任何一名工作人員，都要比群眾家長更接近真相，但真正發現問題的卻是后者。

　　事實證明，高考加分舞弊行為的發現和查處的難度都不高，只要想查，就一定是一查一個準，不僅群眾有反映的地方可以查出問題，群眾沒有反映看似安全的地方也大有“潛力”可挖。這不僅說明高考加分腐敗的現狀，同時也說明相關部門在查處上的消極和怠慢，沒有擔負起應有的監管職責。所以關鍵問題在于：之前有關部門都干了什么，為什么非得等到有家長舉報、輿論聲討、問題鬧大，才想到調查？到底出于什么樣的動機，讓有關部門寧愿頂著輿論的指責和非議，也沒有主動地有所作為？　　□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