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轉型期中國面臨的諸多矛盾，需要加強信訪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建設。但這項工作不能簡單地以“解決就業”為誘惑，讓大學來承擔，這些遠遠不是一個大學開設一個專業就能解決的。

　　沈陽大學在法學專業里設了個“信訪方向”，被輿論理解為“增設信訪專業”之后，連日來引發輿論熱議。有媒體深入調查發現，在沈陽大學開設法學專業(信訪方向)的動議者是沈陽市委書記曾維，而學校增設“信訪方向”還和沈陽信訪工作體制改革有關。(6月8日《新京報》)

　　這幾年，大學鉚足了勁按“社會需求”開設專業，這種過渡的功利取向雖飽受詬病，卻也很難阻擋。現在，這種“按需開設專業”竟然降臨到了“敏感”的信訪身上，更是讓人感到憂慮———不錯，信訪需要專業化，也需要專業化教育，但信訪的專業化與大學開設一個信訪專業，似乎相去甚遠，甚至有點背道而馳。這也是目前在大學“改革探索”方面最值得憂慮的地方。

　　首先，信訪是個良心活，而不是個技術活，強調信訪的技術化，很可能會導致信訪工作的變異。不同于以往的接接電話，轉轉信函，現在的信訪已經從“轉信”提升到“辦信”的層面。都說信訪制度能充當“社會安全閥”的功能，能化解社會矛盾，這種功能的扮演，是建立在充分尊重民眾訴求、及時糾正損害民眾利益行為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要在“解決問題”上下工夫。過分強調“技術”，開設信訪實務的“理論課程”，眼里盯著以怎樣“高明”的手段截訪、壓訪，所謂“降低本地進京上訪率”，結果很可能南轅北轍，背離信訪的最初含義，讓大量的問題不斷堆積。

　　其次，當前部分地區信訪問題嚴重，根源在于有很多積壓了多年的老問題，常常波及非常多的利益糾葛，也會涉及許多管理部門。要做好信訪工作，就需要對行政體系有清楚的認識，對社會生活有深刻的積淀，能聽得懂民間疾苦。這種綜合能力不是對剛剛入學的十八九歲的大學生們就能講清楚的。筆者以為，專業化的信訪教育，應該是加強對在崗從業人群的職業性培訓。

　　同時，信訪專業化，還應該強調在法治時代里找準定位。中國的信訪工作有自己的特殊性，產生于特殊的歷史背景，但在一個更加強調法治的時代里，必須擺清楚自己的位置，有所為有所不為。需要清楚認識到，信訪的“專業化”更大程度上需要在信訪隊伍建設上下工夫，而法學專業的人才培養定位雖因大學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大致與中國法治社會的建設相匹配，二者盡管在法治層面有接近之處，在操作層面差距仍然不小。因此，當沈陽大學在市委書記“動議”之后，決定“將集最優質的師資和教學資源，全力辦好信訪專業”，是否對于如何保持法律的專業精神有清楚的認知呢？

　　不能否認，基于轉型期中國面臨的諸多矛盾，需要加強信訪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建設。但這項工作不能簡單地以“解決就業”為誘惑，讓大學來承擔，這些遠遠不是一個大學開設一個專業就能解決的。而過于急功近利，實際上是把大學作為政府培訓職能機構來用，這本身便是最大的“不專業”。

　　□畢詩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