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一直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話題之一。近來，圍繞高考改革，出現了兩個取向點，一是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讓高校更多的自主招生；二是改變一考定終身的現行制度，在計算高考成績的同時，計算學生在中學平時學習的成績。這聽起來似乎都不錯，“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呀、“取消一考定終身”呀，多么漂亮而高尚的口號！但其接踵而來的辦法，筆者卻認為大有商榷的余地。

　　中國是一個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非常復雜的國家，在推進現代化建設、向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背負著相當沉重的歷史包袱。因此任何設計，包括社會制度的設計，都必須充分考慮到中國的國情，考慮到在目前所具有的社會條件下，那些理論上行得通的，實際上是否可行？

　　首先，社會的誠信度不僅考驗人們的良心，更考驗任何制度和規范。有的國家，只要有兩個大學教授簽名，低年級大學生就可以轉為高年級大學生，就可以從一個學校轉到另一個學校學習，學校之間成績互認。這樣的做法，換在今天的中國會如何？別說兩個教授，就是200個教授簽名，也保不齊弄虛作假。如果真的實行高考計算中學成績，升了值的中學成績炙手可熱，利害之大，遠超“三好”、“優秀學生干部”、“特長生”、“少數民族”之類，虛多實少怕是在所難免了。

　　其次，既然事關千家萬戶，事關切身利益，一切非正當非正常非正道的社會因素都要摻雜進來。在腐敗因子向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滲透的今天，誰能保證所謂“自主權” 不被盜用濫用進而成為一個腐敗的大溫床呢？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什么事情要想做到公平與公正，必須在制度設計時把人為的因素降低到最少，不能人為地預留任何彈性的空間。特別是高考制度，對于這樣一種事實上的選拔制度而言，“末日審判”的標準必須也必然是絕對化的。

　　最后，也許有人會說，社會環境確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要充分相信我們的教育，特別是要相信我們大學中學的領導老師。這話是真誠的，但也是單純的。我們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市場的規則即買與賣的交換關系普及到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教育沒有處在真空之中，也是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全身上下也裹著滾滾紅塵。面對高考招生這樣重大的社會選拔活動，用教育工作者的道德水準來押寶，恐怕還有些超前。

　　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許多院校恢復了招生，采用的辦法是推薦，推薦條件與推薦程序在理論上都無懈可擊。一時間，推薦上大學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熱點，成為那個時代重要的表征。結果怎樣？史家早有定論。殷鑒不遠，可為今日之戒。

　　也許，我們所謀劃的，理論上、情感上都是正確的，也符合發展的方向，但中國社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復雜體。在這個復雜體中，合理的東西不見得能行得通，看似不合理不近人情的東西，也許是最鐵面無私的，這就是殘酷而真實的歷史。社會歷史條件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許多制度與辦法的特殊性。在全社會的誠信水平沒達到一定階段之前，在對腐敗的治理沒取得明顯成效之前，有關高考的改革還是要慎之又慎，切不可提一句漂亮的口號，借助于一個簡單的辦法，而行制度變革之實。給社會治病，或者說治理社會，推動社會制度改革，不可能靠一兩副藥就解決問題，我們更需要一個長期的認真的療程。張志坤(教育部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