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期盼的高考改革,今年邁出了力度較大的一步:在新課改高考中,加入綜合評價的內容,以打破高考唯分數論、“一考定終身”的堅冰。然而,消息公布后,廣大教師、學生、家長并未出現“久旱逢甘露”的歡呼雀躍,不少高中校長的反應是“對這種權力不想要、不敢要”、“不好操作”等等。中國青年報委托某網絡調查的數據顯示:社會上近70%的民眾擔心“綜合評價”難以保證公正、公平。

　　這些憂慮和擔心反映出:這場高考改革,是對社會誠信度的一場大考。

　　例如,“綜合評價”將“會考”成績列為高考選拔條件的范疇,但高中的“會考”,由于歷來是高中畢業的水平性考試,而不是高校的選拔性考試,所以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對這項考試的監管力度與中考、高考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要將這項考試的成績納入高考,從命題到考卷的保密措施、從考場設置到監考和閱卷的流程監控,都需要在時間、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做好充分準備。本屆高考生的會考已經完成,當時的監控措施是否到位?社會的誠信意識是否足以配合?如果有的地方當時的監控措施沒有到位,會考時做了“手腳”,那么將這樣的會考成績作為剛性比例納入高考,會不會影響公正、公平?

　　再如,“綜合評價”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將考生的個性特長、平時的社會工作、研究性學習和社區服務等方面的表現納入高考范疇,校長們覺得不好操作:怎樣防止那些體現音、體、美水平的證書是用合法途徑獲得的?怎樣確信那些對考生社會工作和社區服務的評價是準確客觀的?怎樣使研究性學習的成果真實可信?如果硬要把一些本該非量化的評價變成量化的,肯定弊端叢生,可靠教師的描述又難免有主觀色彩。所以有反對者批評說,這種做法會讓孩子從小就懂得:與老師搞好關系比表現、成績更為重要。

　　種種難題似乎都在證實,高考改革在社會誠信度方面遭遇的挑戰相當嚴峻。然而, 筆者卻并不那么悲觀。近年來,互聯網對社會監督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媒體監督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雖然與社會進步的要求尚有不小的距離,但暴露的問題越多,就越會促使相關的制度逐步完善,就越會促使各種監督走向成熟,就越會催生公民意識的覺醒和提升。可以說,高考改革不僅是對社會誠信的一場大考,同時也是提升社會誠信度的課堂和契機。

　　當然,任何改革都會經歷陣痛、付出代價。為了獲得更理想的高考制度,這種付出是必要和值得的。如何既要堅持改革又要維護穩定,既要獲得成功又要盡可能少付出代價,筆者認為,改革的策略應該是:小步、穩步、不停步;在操作層面尤其要先試點,再推廣。(宋曉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