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教授詮釋大學精神

　　“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大學，每一面墻壁、每一草一木都應當散發著育人的氣息。年輕學子進入其中，會油然而生一種自豪感，并由此激發對人類、對社會、對國家、對學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所大學也就成為了曾經在其中生活、學習過的每一個校友終生的精神家園。”新任復旦大學校長、中科院院士楊玉良教授在踏上新崗位六周之后，近日第一次在全校大會上闡述了他對大學的期望。他說，我從來不相信物質的東西能主導一切，一所有精神追求的大學，比多一篇SCI文章、甚至比《自然》和《科學》文章更加重要。

　　楊玉良教授面對學校黨政干部所作的講話，意外地引起了在校大學生們的極大關注。學生們把他的講話貼到各大網站BBS上，也表達著自己對大學精神的向往。

　　大學精神在于“名師軼事”的傳誦

　　“在國務院學位辦工作的這幾年間，我走了很多學校。我感覺大學在大學文化的堅守上，或者說是精神和使命的堅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有些荒唐事情就會隨之出來。”楊玉良教授稱，他非常認同北大前校長許智宏先生離任時說的一句話，那就是“什么是大學的文化，她就承載于一些名師們的傳說和軼事當中。”

　　由學生傳誦的名師“傳奇故事”，實際上已經形成一種文化，對每一個學生起著潛在的精神引導作用，其效果往往超過刻板的、一本正經的“大事記”或者“校史”，“令我有點傷感的是，現今復旦大學有些院系及其名師的故事還能否有人繼續傳誦？”

　　在楊玉良教授看來，教授們的學問、才氣、情懷和他們的一言一行，以及他們流傳下來的經過“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對這所學校的精神和傳統文化的延續極其重要。敘事者在傳播老師故事時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反映了他們心目中的“大學精神”。試想，如果學生對老師沒有崇敬的心情，如果老師對學生沒有關愛，如果學者和學者之間沒有一種相互敬重、相互欣賞，那么這樣的文章和故事就會少。校園故事的傳誦，實際上反映了這所學校的學術和文化環境。

　　大學不需要“才子+流氓”

　　楊玉良教授認為，大學天生就是一面永遠高揚的道德旗幟，優秀的成員必須是道德的楷模，因為人們對于大學的神圣和道德的純潔性，有著很高的企盼和信任。

　　楊玉良坦誠地說，正因為人們都希望大學成為社會的凈土，因此，當一所大學傳出任何丑聞，人們都會非常關注。所以，大學不僅需要“學問”，更需要“道德”和“精神”。這些年大學的道德和精神確實有點缺失，有些學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個道德敗壞的學者是一所大學的污點，這是毫無疑問的。“這讓我想起魯迅先生曾經諷刺過那些學術做得不錯但道德水準不高的學者為‘才子+流氓’。這樣的人沒有責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復旦大學不需要這樣的人。北大的錢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話，說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氣+流氓’，我們大家都需要警惕這一點。當然，如果我身上有這種壞毛病，也希望大家能夠及時地向我指出。而且，每一個教授的道德操守將影響我們對學生的教育。美國教育家德懷特·艾倫說過，‘如果我們使學生變得聰明而未使他們具有道德性的話，那么我們就在為社會創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為危害的話，我們就創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大學要警惕“學術科舉制度”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過，‘一個人只有當他把追求真理當作一種內在的需要時，才算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大學的學者應該崇尚學術，而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要拷問一下自己——我們在做研究時是否真的出于自身內在的需求。”楊玉良眼中的大學教授，應該堅守學術本位。

　　他認為，現今學術和市場結合得越來越緊密，不恰當的政策將使學術研究淪為一種完全的商業行為，雖然一方面可以推動學術的普及和成果轉化，并且成為學術研究的推動力，但是我們必須警惕學術研究出現完全商業化的傾向。因為這種傾向會下意識地使得我們在考評一個學者時，容易采用“計件取酬”的方法。

　　楊玉良教授舉了個例子。曾經有一位院士說，我們現在采用的似乎都是“大寨式”的評工分方式——發一篇文章得多少分，等等，最后加起來就得到一種“定量”評價。事實上，這是學術研究和評價手段的本末倒置。楊玉良說：“我并不完全否認定量數據，關鍵在于對定量數據怎么看，其中賦予了多少它本身不應該有的內容。如果跟學者的地位、收入等過分緊密地聯系起來，那必定會產生大量的‘學術泡沫’、‘偽學術’，甚至‘惡學術’。而如果這種倒置成為一種制度，從長遠來看，就更糟糕了，這將變成一種‘學術科舉制度’，促使少數人在這種體制下成為沒有學問的‘學霸’。”

　　楊玉良教授認為，只有扎實的學術研究才能真正為社會提供高水平的“服務”。大學不能為了蠅頭小利，為了多發獎金，而忘卻了對“學術為本”的堅守。

　　講話中，楊玉良教授認為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不過“令人有些沮喪的是，現在‘理想主義’好像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代名詞。其實，‘理想主義’不能遭到如此貶義的理解。從哲學上來講，理想主義帶有彼岸性，你可以盡可能地逼近這個‘彼岸’，但是你永遠到達不了‘彼岸’。關于大學的理想主義告訴了我們心目中的大學應該是什么樣子。只有她的存在，我們才能做到堅守‘學術為本’，堅守‘服務社會’，堅守‘服務國家’，堅守我們的道德，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本報記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