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12日在京召開座談會，邀請部分專家和學生代表，圍繞《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制定，結合如何解決目前教育改革和發展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建言獻策。這是本報繼1月15日圍繞《規劃綱要》的制定第一次召開座談會后，再次舉行座談會。

　　與會專家指出，國家制定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應該具備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對中長期內可能出現的教育問題及解決方案提出建設性意見，而不僅僅局限于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切實解決人民滿意的教育應該怎么辦的問題，制定出讓人民滿意的《規劃綱要》。

　　別讓大學“官氣”太重

　　有人說，現在的大學“官氣”太重，“潛規則”盛行，教育行政化現象比以前更嚴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培根說，這些現象與大學的管理模式過于單一有關。“大學應該是一個精神家園，它要引領社會進步，不能太過世俗化。” 李培根表示。

　　“要在社會、政府的監督下，讓大學能夠更加透明地去運行。”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林建華建議，比如建立類似理事會制度，請校外知名人士參與學校的重大決策；別把大學作為政府部門的延伸或者一般事業單位進行管理，應把大學作為一個特殊的法人實體來建設。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根據我國國情建設現代大學管理體制。

　　浙江工業大學副校長宣勇認為，目前我們高等教育存在定位不明、目標雷同、特色不鮮明、盲目追求大而全的問題，出現了同質化競爭，高等教育的生態體系遭受了破壞。“規劃綱要制定應根據我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考慮到不同地區的分布，構建一個科學的、多樣的、金字塔型的高教體系。”

　　“高校管理者要職業化。”宣勇強調，高校需培育自身的主體性：第一，辦學者使命的自覺。大學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第二，組織的自覺。要有優化的內部治理結構；第三，質量的自覺。不能用同一個標準來衡定全國不同區域、不同高校的教學質量；第四，文化的自覺。目前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心靈的自由，這源于很多現實因素，如學術評價體系、薪酬體系等，不能讓我們的學者寧靜地、有涵養地做學術。

　　要給高校辦學“松綁”

　　如何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對高校的長遠發展非常重要。“從法律上講，現在高校的自主權其實并不小，但權利的界定很模糊，這使得大學的管理受到了包括行政部門等各方面的干預，還受到了社會環境的影響。”林建華說，不同類型學校的領導體制和辦學模式應該有所不同。在制度上，要保障大學的學術獨立和學術自由。同時，通過建立更具競爭性的機制，推動大學以更加清晰的戰略定位、更加合理的運營機制滿足國家和社會公眾對教育的需求。

　　“24個字可保證高校的自主辦學，即依法辦學、黨委領導、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民主管理、自主發展。”國家督學、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陳玉琨表示。

　　“尊重了高校招生的自主權，我們就可以在創新教育方面做很多探索。”李培根表示，比如大學和某些重點中學聯手做“試驗田”，讓優秀學生脫離應試教育的壓力，注重能力的培養。大學招生時，這部分學生不需要參加高考。

　　給“擇校熱”降溫，要靠共享優質教育資源

　　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熱”一直是百姓關注的話題。“‘擇校熱’歸根結底是優質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造成的，主要體現在硬件設備、師資和教育質量不均衡3個方面。”北京市東城區教委主任蔡福全表示，為給“擇校熱”降溫，就要打破優質資源為一校獨有的樊籬。他介紹說，近年來東城區嘗試“學區化管理”，將全區劃分為5大學區，學區內的教育資源向學區內所有學生、教師、居民開放——學生可以共用各校的體育場館、實驗室、禮堂；優秀教師、特色教師可以跨校兼課、跨校教研……通過這些舉措，學區內的各校實現了硬件、課程、人力資源的共享。去年，東城區又在8所學校間開展聯盟試點，實現重點校對一般校“點對點”的引領。

　　蔡福全表示，“學區化管理”樹立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大資源觀，目前這一做法正在北京市推廣。

　　教育家不會自動產生，要有意識地培養

　　陳玉琨說，建設創新型國家，教師隊伍建設非常重要。空談不行，要有一些具體的舉措。教育家不會自動產生，要有意識地培養。《規劃綱要》中可以提出一個“優秀教師或優秀校長的素質提升工程”，國家盯住一批人，通過一個階段，幫助他們提升素質。

　　陳玉琨強調，高水平地普及農村九年義務教育，需要配置一批高水平的教師隊伍。目前政府在教育部6所直屬師范院校實施免費師范生的政策，對吸引一批優秀的學生去西部、去農村當教師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僅僅有6所師范大學是遠遠不夠的，要解決西部農村的教育問題，還是要靠西部。因此，國家應該進一步加大對師范生的投入。每個省，至少是西部的省區市，在省級師范院校也推行免費師范生政策，這樣效果更明顯。

　　清華大學熱能工程系博士研究生沈國章說，應該使老師始終能夠獲得相對優厚的待遇，把優秀的教師留在農村，讓他們保持教書育人的自豪感和責任感。 (記者袁新文、董洪亮、倪光輝、 趙婀娜、伍修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