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嚴肅對待毛澤東的批評

　　在座的中辦老同志，圍繞“秘密錄音”問題，也紛紛發(fā)言。

　　他們說，毛澤東也曾明確指示要進行錄音。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fā)表《關(guān)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重要講話，會前，毛澤東對葉子龍說“今天我的講話你們要錄音”；1958年7月，毛澤東先后接見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毛澤東提出要錄音；1960年4月至6月，毛澤東在外出巡視期間多次會見外賓，指示要錄音，還叮囑在發(fā)消息時，新聞稿要與錄音核對，并需經(jīng)他本人審閱，做到準確無誤。

　　毛澤東第一次批評錄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對錄音問題提出批評。為此，楊尚昆鄭重地召開了有中辦各局、室、館負責人參加的廳務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批評并進行了自我批評，同時嚴肅地提出如何改進辦公廳工作問題。但是，毛澤東在一些重要場合上的講話如果不錄音，不留下點記錄，就是失職。中央辦公廳是要對歷史負責的。中辦機要室認真研究了這個問題后，1960年4月，提出一個明確錄音范圍的報告，建議：(一)中央大型會議；(二)中央召開的中型會議；(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會議上的講話、報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lǐng)導同志同地方領(lǐng)導同志的談話；(五)中央召開的電話會議；(六)兄弟黨領(lǐng)導人在我們黨的會議上的講話；(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錄音的講話和報告可以錄音。此外，一律不準錄音。這個建議本來是好的，但是，楊尚昆出于謹慎，沒有接受機要室的意見，還是堅持一事一議，遇有確需錄音的情況，楊尚昆都要請示鄧小平、彭真，得到他們的同意后，才批準機要室進行錄音。

　　毛澤東第二次批評錄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澤東在長沙準備接見外賓，汪東興告訴他，會見客人時準備照相和錄音。毛澤東就很不高興，責問是誰批準錄音的。本來，毛澤東外出隨行人員名單都需經(jīng)汪東興審定，這次帶錄音員隨行也是汪東興安排的。毛澤東說，這件事你給我查，你馬上給總書記打電話，讓他查。5月1日，根據(jù)汪東興的通知，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機要室會議科科長賴奎乘專機去上海(當時毛澤東已由長沙到上海)匯報情況，但是，汪東興卻不讓康、賴二人和毛澤東見面，對康、賴說，毛主席委托我同你們談，談的情況搞個記錄送給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東興說，主席叫我們照個相，留作證據(jù)，就讓衛(wèi)士長沈同在一張紙上寫了“違反指示，非法錄音”8個大字，壓在錄音機底下作為背景，請攝影員呂厚民照了四張相，一張是汪東興、徐業(yè)夫(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康一民、賴奎、劉吉順五人合影，一張是康一民、賴奎、劉吉順三人合影，一張是劉吉順的單人照，還有一張是錄音機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賴就回北京了。機要室負責人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顧全大局，承擔責任，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報告沒有涉及汪東興，葉、康、吳三人受了黨紀處分。

　　現(xiàn)在看得很清楚，毛澤東不喜歡錄音，但也不能完全否定錄音。他兩次批評錄音工作，是批評事先沒有報告經(jīng)他同意的錄音，并非批評一般的“秘密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