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連貫東西，直接涉及五省七地：湖北嘉魚縣、河南商丘市、湖南岳陽市、浙江義烏市，以及安徽的潛山、廬江、南陵三縣。各自依據的邏輯，從“二喬”的姥姥家到“二喬”老爹的祖籍地，再到“有墓即故里”，圍繞故里爭奪所開展的項目建設，從頂級的商務會所到采摘瓜果的農家小院，旅游創意從觀光游、溫泉游、會展游到購物游、農家樂，不一而足。(5月11日 《中國經濟周刊》)

　　在眾多公開上演的名人故里爭奪戰中，對三國佳麗二喬故里引發五省七地爭奪，學者裴鈺形容為“波及范圍最廣、參與方最多、觸動利益最紛繁復雜、場面最波瀾壯闊”。對此，曾誘得曹操揮師百萬，南下與周瑜決斗于赤壁的“二喬”可能想象得到？而對于時下的我們來說，又該作何感想呢？

　　就筆者的觀點，這讓人大開眼界的同時，也讓公眾生出對故里爭奪的“審丑疲勞”情緒。如此景象我們似曾相見——從六個省明爭暗搶“牛郎織女”故事，到十幾個城市虎視眈眈于“梁祝故里”傳說；從炎帝到老子、孫子；從司馬遷、董仲舒到諸葛亮、王安石、袁崇煥……這些人被諸多地方樂此不疲地爭搶，上演了一幕幕政府帶隊、專家挖空心思論證的“連續劇”。正如專家所說，頻繁出現的名人故里爭奪實際是一場利益之爭。爭奪名人故里實際是想借歷史名人這塊招牌來營銷自己、發展地方經濟和當地旅游。這和有關學者評價對湖南新晃、貴州赫章、貴州水城等地為爭奪夜郎縣地名進行激烈競爭的評價如出一轍：今天的夜郎之爭，都是出于發展地方經濟的考慮，與研究夜郎沒有什么關系。

　　各地在爭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故里，更不是為了強化對名人故里的保護，而是為了隱藏其后的利益。甚至可以說，“二喬”在那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地隱藏背后的利益考量，如果所謂的爭議失去了利益的附著，離開了對利益的追逐，恐怕“二喬”在什么地方都不足為慮。客觀地說，如果從學術的立場探討名人故里，不但無可厚非，而且值得鼓勵，但遺憾的是，這僅僅是從地方利益的角度，是為了名人標簽效應才產生的爭議，甚至為了廣告效應還不惜歪曲事實、褻瀆歷史，這是我們愿意看到的嗎？

　　筆者以為，當下的名人故里之爭正在演變成一種權力的營銷模式。為了制造轟動效應，有的地方政府不顧事實，介入甚至干預學術研究，先立項，后考證，把名人故里以及由此產生的紀念活動，當成吸納海內外華人投資和發展旅游產業的突破口。而權力的營銷模式顯現無疑，當然，也產生權力自我營造的景觀。

　　當下，我們很多人甚至整個社會陷入一種集體無意識之中，陷入了利益思維主導文化遺產的泥淖之中——把文化遺產當成了賺錢機器。也就是說，單一地指責個體或者地方都有失偏頗。試想，誰愿意承擔一個喪失了賺錢“機會”的罪名呢？又有誰愿意利益從眼前白白流過而無動于衷呢？更何況，更多的地方已經因此而獲得了經濟利益。

　　“二喬”之爭固然令人心憂，因為它偏離了文化遺產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而更令人心憂的是彌漫于整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日益侵蝕，某種程度上會讓我們丟棄一種理性的思考和糾偏的勇氣，最終在利益驅動下審視和綁架文化遺產的價值。

　　“二喬”不再寂寞，公眾卻已疲憊。這決不是最后一個關于名人故里的爭議，因為有的地方早已開始了對當下明星“故里”的爭執，可謂好戲連場，如明星徐靜蕾的籍貫就引發了湖南雙峰、湘潭兩地原籍之爭。那么，誰來消解故里爭奪的“審丑疲勞”情緒，就成為一道社會題。(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