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麥家別哀怨 出版界勢利遠不如作家

　　2002年，我還是福州一家報社的文化記者，趕上了全國書市在那里舉辦。在連日瘋狂采訪各路出版社、名作家的當口，我遭遇了麥家。

　　那是在一家咖啡館，麥家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坐在我的對面，詳解《解密》創作過程以及他的傳奇人生。那天的采訪很充分，當時很少有作家能給我這么多的時間。很可惜，采訪寫出來后卻沒有見報。這是我自己作出的決定。具體理由我都忘記了，只記得是擔心被人看成為作家炒作——可見當時我對炒作的理解是多么狹隘。這件事后來一直讓我很愧疚，因為自己的判斷錯誤。

　　換作如今，想采訪麥家恐怕沒這么容易，他的書更不必讓人來幫他“炒作”。近日，麥家在《南方周末》撰文披露，的確有書商報價500萬要他的書稿。但是，他不給。為什么呢？“理由很簡單，我還沒脫稿，對方只字沒有看過。”換句話說，麥家認為對方不是沖著他的作品來的，而是沖著他的名聲來的。這大概讓他很郁悶，并想起了當年寫作和出版《解密》的坎坷，因此寫下這篇《勢利的中國出版界》。

　　我能夠理解麥家的心境。從處處碰壁到未見稿就天價預定，簡直是冰火兩重天。坐上人生的這趟過山車，我想很少人能夠身處其間而“坐懷不亂”。麥家不僅不愿意給，還撰文罵聲“勢利”，言語之間充滿了底氣和自信。這或表明，麥家從此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文字，說自己想說的話，而用不著擔心沒人出版，更不必看人眼色了。身處萬丈紅塵，幾人能有這等氣勢？麥家自承寫作狀態不如十年前，然而有此境界，假以時日何愁寫不出好文章。

　　雖然換成自己未必能夠做到，但我還有一事不明：勢利豈不是出版界的本色，這有什么好憤慨的？說起來，出版社做的是販賣知識的生意，但這也是生意不是？出版名人作品風險小受益不小，培養發現新作者，風險大受益卻未必大。既然如此，趨利避害，實現利益最大化，自然是出版人的一種理性選擇。

　　出版社的“勢利”也非中國獨然。翁貝托·埃科在《密涅瓦火柴盒》中就收羅了不少這類逸事。例如，出版社編輯針對《追憶逝水年華》寫下這樣的退稿評語：“也許是我生性愚鈍，但我實在無法理解這位先生怎能將長達三十頁的篇幅耗費在描寫自己如何輾轉反側，無法入眠的場景上。”又如，《白鯨》在英國遭遇退稿的理由在于：“我們認為這不作品不能在兒童市場暢銷。它的篇幅太長，結構老套，似乎有些名不副實。”在某種意義上，邂逅然后錯過名著，一直都是中外出版史上不變的變奏曲。

　　話還得說回來，只要拿得準，未必就沒人愿意冒險出新人作品。麥家認為當年《解密》能夠出版是運氣好，我卻親耳聽到出版社人員對這部書和作者大加贊賞(太多溢美之詞，也是讓我猶豫不決的原因)。我想，出版社當時肯定是把作者當作“潛力股”來推廣的，不過麥家后來的作品似乎并未再交給這家出版社。

　　作家的職責是“以我手寫我心”，出版社的業務是找到能夠暢銷的好作品。作家不應過多關心出版的事情，出版社卻有必要關心自己的贏利狀況。總之，作家按理不必為作品能否出版或暢銷而操心，更犯不著為出版社的勢利而哀怨。站出來揭開出版界內幕，這需要一定的底氣。只不過，麥家在抱怨出版界的同時，卻也不小心著了道，顯得不夠超脫。我不知道，當作家們在責備出版社之時，是否意識到：相較而言，作家的勢利與浮躁才是影響這個時代精神狀況的致命傷。

　　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