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像一個謎。賴聲川在執(zhí)導《寶島一村》前還會請教王偉忠：眷村里的“太保”是什么？王偉忠就解釋給他聽：“眷村的太保不是流氓，是想做武俠小說里的俠客，可是每天要去上學、被教官管，就覺得怪怪的——他們想行俠仗義，但生錯時代，不能飛檐走壁，只好踏破別人的瓦片。”后來，在舉例說明從眷村走出來的“代表性人物”時，賴聲川也會舉出2007年病逝的“竹聯(lián)幫”幫主陳啟禮。

　　比“太保”更重要的問題是臺灣的族群融合。在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融合過程中，臺灣女性的付出、犧牲和貢獻值得大書特書。《寶島眷村》收錄了臺灣“中研院”博士后吳忻怡的《那年的情書》，她來自江西婺源的父親，來臺灣20年里一直“在軍隊體系里逐步升遷，緩慢過著他因時局而被迫延長的單身生活”。直到1969年，40歲出頭的父親才邂逅并開始追求與自己年齡懸殊的高雄少女，就是后來成為吳忻怡母親的本省姑娘。

　　為了彌補這場“老少配”婚禮的缺憾，吳忻怡的父親向女方家送了兩萬元臺幣的厚禮，“一直要到很多年之后，當父親已經(jīng)離世，在一次參加某種自我探索的課程中，同組成員提起自己嫁給‘老芋仔’時，對方給了六千塊聘禮，媽媽才在一句‘那我比你貴’的玩笑話中，笑中有淚地對自己的‘必得如此’感覺釋懷。”

　　舞臺劇《寶島一村》巡演前后，這邊的相關(guān)報道依然是就事論事。賴聲川導演在闡述其創(chuàng)作緣起時曾說過，“現(xiàn)在全臺灣剩下不到幾個眷村，高雄左營那邊還有，也主動跟我們聯(lián)絡(luò)，希望透過演出讓當局重視、保存他們的東西”，“歷史是非常脆弱的——其實《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就在講這個——眷村話題如果沒讓王偉忠干起來，可能沒什么人會在乎；或者，很多人在乎也沒能力寫，不知道怎么說，然后這些東西就沒有了。”

　　好在，最近一段時間讀到幾本和眷村有關(guān)的書，讓我們得以通過文字抵達被誤讀想象了的眷村。(《我們臺灣這些年：1977年至今》(廖信忠著，重慶出版社，2009年11月)、《同學少年》(周志文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8月)和《寶島眷村》(張嬙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

　　《我們臺灣這些年》的作者廖信忠并非外省人或眷村子弟，但這本小百科全書卻有“臺灣的族群及‘外省人’”、“省籍情節(jié)”等相關(guān)章節(jié)。《寶島眷村》屬于“輕學術(shù)”，收錄的“社團法人外省臺灣人協(xié)會”(下文簡稱“外臺會”)現(xiàn)任理事長、臺灣“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李廣均和上任(2006—2008年)理事長、臺灣“中研院”社會學所副所長張茂桂研究員的研究文章，以及“眷村文化事件年表”和“眷村地圖”兩個附錄，對準確了解眷村問題的來龍去脈大有裨益。

　　而《同學少年》則是前《中國時報》主筆、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周志文在《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專欄的結(jié)集。周志文的二姐夫是國民黨的低階軍官，他和母親及三姐、妹妹這些“旁系親屬”才得以作為“黑戶”住進“眷村”——他對臺灣東北部宜蘭縣羅東鎮(zhèn)眷村的邊緣性觀察，以及一位學人派散文家在單篇文章上所能達到的深度，使該書成為同類讀物中最不可忽視的。

　　在《寶島眷村》中，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趙慶華對眷村文學進行了歷時態(tài)考察：1986年，希代公司出版了青夷主編的“首部集眷村文學大成之作”《我從眷村來》，囊括了十多位作家的作品。2004年2月，二魚出版社推出了自幼成長于臺南眷村的蘇偉貞主編的《臺南眷村小說選》，涵蓋了1975年至1995年間的眷村文學代表作。

　　1990年代初，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把整個眷村當成一則典故來講述”，成為眷村與村外世界對話的標志性文本。2009年，眷村問題專家、臺灣大學教授齊邦媛女士又出版自傳《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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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眷村問題其實應(yīng)該從1945年講起。這一年，日本結(jié)束在臺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tǒng)治，第一批國民黨軍隊及眷屬陸續(xù)抵達臺灣，開始出現(xiàn)一些簡陋的眷村；1948年，第一個正式的眷村——為聯(lián)勤總部第44兵工廠所蓋的“四四南村”出現(xiàn)在臺北。60年來，全臺886處眷村中的464處，都集中在北區(qū)。

　　據(jù)研究，能夠住進眷村的必須具備軍人身份，而且只有少部分(約只有五分之一)軍人有此機會。

　　眷村的建筑材料普遍比較簡陋，包括后來成為懷舊象征的竹籬笆。1980年、1997年，臺灣大規(guī)模進行老舊眷村的改建。2003年，臺北信義區(qū)眷村“四四南村”的4棟眷舍被正式列為歷史建筑物對外開放。這座公民會館，就在101大樓這一臺北標志性建筑的籠罩下，訴說著眷村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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