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公信力，可說是社會信任體系中最堅實的一個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也發生動搖，被公眾質疑，那還能指望人們相信什么？維護學術公信力的責任，主要不在接受與享用學術成果的公眾，而在搞學術的廣大科研人員。因此，謹言慎行、嚴拒炒作，應當是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銘

　　“曹操墓找到了……”消息一出，立即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考古大討論”。并不是大伙兒忽然對考古來了興趣，而是疑心這件事被“高調宣布”的“操作過程”，暗藏著當地政府催動旅游熱、拔高當地GDP的目的，疑心這個發現是“利益使然”的炒作而非嚴肅的科學結論。即使后來不斷有大專家出面表態“這是真的”，仍難平息質疑。

　　這個現象說明了什么？至少說明，公眾以往對學術、學者的“篤信”，已漸漸被“疑慮”取代。學術和學者如果“涉嫌”沾上經濟利益，就可能影響學術結論的嚴肅性，甚至損害學術公信力。

　　有些學術就是不能沾上經濟利益

　　當然，對“學術沾上經濟利益”當作兩面觀。發展經濟、造福社會本是學術研究特別是科研開發的目標之一，在我國有許多科研成果成功地轉化成產品、擁有了專利，推動了產業進步，科研人員也由此致富，這沒什么不對；但問題是有些人、有些科研單位，沒能堅守住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信條，甚至違背誠實做人的根本原則，搞出許多似是而非、虛虛實實的“短平快”。比如納米技術還處在實驗室開發階段時，中國幾乎衣食住行卻都有了“納米產品”，出現速度之“快”、功效廣告之“神”，實在讓人生疑，這怎會不影響學術和科研的公信力？近年在社會科學領域，也冒出了“商業化學術”，比如當考古和古代名人行蹤遺跡的考證同開發旅游掛上鉤，問題就來了。許多“發現”和“認證”引發爭議，而拍案而起的那方也拿不出真憑實據，誰都能一眼看清那是在爭旅游賣點。這樣可笑可憐的口水仗頻頻開打，公眾又怎能不對學術的公信力生疑？

　　必須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學術研究都以經濟功利為目的，許多研究就是人類求知求真的探索，但同樣有意義、有價值。這類研究，理應遠離世俗利益的干擾與誘惑。考古學就其學術準則與規范來說，顯然與經濟無關。2010年1月在北京舉行的2009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論壇，對引起爭議的這座東漢大墓，并沒有稱為“曹操高陵”，而稱作“安陽西高穴大墓”，這反映了主辦方的謹慎，也體現了學術定論的千鈞分量——即使已有許多專家認為“墓主的身份基本確定”，但只要沒有完全確定、不到“毫無疑問”，結論是下不得的。

　　下學術結論要依據“利益無涉”原則

　　學術研究，最根本的要求是嚴謹，講究“言之有據”，在各種“利益博弈”中保持“立場中立”。學術公信力，可說是社會信任體系中最堅實的一個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也發生動搖，被公眾質疑，那還能指望人們相信什么？所以學術一旦喪失公信力，危害的不僅僅是學術！

　　維護學術公信力的責任，主要不在接受與享用學術成果的公眾，而在搞學術的廣大科研人員。公眾是通過科研人員的一言一行來感知和掂量學術的分量的。因此，謹言慎行、嚴拒炒作，應當是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銘。以筆者之見，特別要堅持以下兩條原則：

　　一是“立論必嚴”。科學研究的這個原則，也叫“破寬立嚴”，即如果要完全確認一個結果，必須不存在任何疑點和反例；反之，如果推翻一個結論，則只要一個反例就足夠了。科學史上有個著名的個案：在17世紀的歐洲，“天鵝都是白色的”被看做一項科學“鐵律”，但后來有人在澳大利亞發現了黑天鵝！盡管世界上絕大多數天鵝是白色的，但那個結論已被徹底推翻。

　　因此科學研究可以大膽假設，但務必小心求證。立論者自己首先要嚴肅認真地尋找和研究反例，讓形成中的結論先過自我否定關。比如這次安陽西高穴大墓的發掘者，如果自己能更多地關注確定為“曹操高陵”的反面的疑點；如果除了舉出有利證據“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等文字外，還向公眾說明尚有“黃豆二升”等等更像倉庫里說明牌的石牌無法解釋，質疑的聲音也許會輕些。因為公眾看到了你的嚴謹。

　　二是“利益無涉”。依據這條原則，凡可能涉及當事人利益的研究結論，都應當請利益無關單位進行確認，以保持學術的公正和可信。2008年11月，由清西陵文物管理處、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反應堆工程研究設計所、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鑒定中心等單位專家組成的“清光緒皇帝死因”研究小組，向外界正式公布了“光緒帝被毒殺”的結論。應當說，這個結論也很驚人，但并沒有引起什么質疑——因為“利益無涉”。設想，這次如果不是由地方政府部門發布“確認安陽曹操高陵”，而由與當地利益無涉的學術機構發布，情況也許就會不一樣。

　　孫紹榮(為上海理工大學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