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曾愿攜舊部回歸大陸

　　2005年3月28日，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大陸之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民黨高官首次正式參訪大陸， 被稱為“ 破冰之旅”。此行受到海內外高度評價。鮮為人知的是，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國共兩黨曾經有過三次高規格的秘密和談，中央政府以極大誠意希望能夠達成和平統一，渴望中華統一的卓越之士往來兩岸之間。盡管因各種各樣的原因三次和談都最終擱淺，但透過這段秘史，我們可以看到中華優秀兒女為了國家一統不惜嘔心瀝血的拳拳之心。

　　第一次秘密和談 毛澤東提出“和為貴”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朝鮮戰爭交戰各方達成停戰協議，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又簽訂了越南停火協議，使一度緊張的國際形勢有所緩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開始致力于大陸的建設。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的臺灣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單純靠武力解決的方針改變為立足武力伺機徹底解決和力爭和平解放相結合的政策。

　　1955 年5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毛澤東主席也表示，我們跟臺灣要“和為貴”，愛國一家。這些變化對國共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些參加過國共談判的人士都認為，新一輪的國共兩黨談判一定會到來。

　　1949 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更是激動不已，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通過關系轉交給蔣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張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并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臺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臺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回故鄉看看。

　　1956 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

　　許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從香港飛往臺北，親手將中共中央的信交給蔣介石，并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報告。蔣介石聽后，再展開信件，反復看了幾遍，長時間沉默無語，許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蔣介石經過一年的認真考慮之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許孝炎回臺北，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蔣介石說：“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當時已改名北京，但國民黨仍用舊稱)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并讓許孝炎推薦人選。

　　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選。蔣介石反復權衡后，選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聽虛實。宋宜山是蔣的學生，曾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對蔣介石來說比較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被解放軍俘虜后，關在戰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可以以探親的名義成行。

　　1957 年4 月，宋宜山經香港、廣州，乘火車抵北京。周恩來在北京東興樓飯店會見了宋宜山。宋宜山坦言，臺灣派他來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關于和談的意向。周恩來聽后意味深長地說：“我們都是一家人嘛！抗戰勝利后在重慶談判時，蔣先生就說，大革命時代，國共兩黨的同志們曾在一個屋里開會，共一個大鍋吃飯。希望我們還會在一起合作。”周恩來一席話，使宋宜山如沐春風，過去對共產黨的種種疑慮一掃而光。

　　不久，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宜山商談，李維漢提出了中共關于合作的四項具體條件：(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臺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3)臺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士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寫了一篇1 萬多字的報告交給蔣介石。

　　由于宋宜山的報告對大陸的成就頗多贊揚之詞，蔣介石大為不悅。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斗爭，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并不成熟，從而中止了進一步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