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迷宮》：

　　正視“邪惡” 體驗“神意”

　　《三槍拍案驚奇》是一部幾乎無法翻拍的電影的翻拍片。

　　在電影產業化、原創力低下的時代，翻拍是個很正常、很符合產業規律的選擇，不過，翻拍的對象，一般都是比較成功的商業片。《三槍》卻是美國獨立電影怪杰科恩兄弟的處女作《血迷宮》的中國版，這就很令人好奇了。

　　科恩兄弟這部拍攝于1984年的處女作，只花了80萬美元，當年頗受發行商的冷遇，卻得到了評論界的好評。《血迷宮》有著驚悚片的情節框架和人物關系——一個發現妻子外遇買兇殺人的丈夫，一個背信棄義沒有職業道德的殺手，一對陷于情欲的男女——卻絕不僅僅是部驚悚片。在每一個關鍵情節點的處理上，都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去好萊塢化傾向，習慣于好萊塢思維的觀眾總會被迫偏離常軌，進入科恩兄弟設置的迷宮：一個陰郁、血腥、無常、反邏輯的黑暗領域。

　　作為美國獨立電影的扛鼎之將，科恩兄弟影片的真正價值，在于對“邪惡”的正視，并通過對“無常”的表現，使觀眾體驗到不可測的“神意”。

　　《血迷宮》中的殺手和丈夫、《撫養亞利桑那》中騎著摩托車、所到之處盡為焦土的癲狂暴徒、《老無所依》中憑借硬幣的正反面殺人的冷酷殺手，都是“邪惡”的具象化。沒有人內心深處沒有邪惡，但正視和承認自身邪惡的人卻很少見。科恩兄弟的劇中人總必須與自身的邪惡同行，因此，影片的氛圍總是陰暗、壓抑而寒冷的。

　　科恩兄弟影片的第二個特征，是沒有絕對的強者。無論殺手、暴徒還是涉足邪惡的普通人，一旦進入“惡”這個禁忌的領域，便沒有完美的救贖。這與好萊塢慣常的思維截然相反。在好萊塢主流作品中，一個有缺欠的主人公總是可以通過自身的奮斗和幫手的協助獲得救贖。而作為科恩兄弟的主人公，生死總必須憑借偶然性，或者說“概率”，就像《老無所依》中那個殺手扔出的硬幣。看似強大者的身后還有著更強大者，那就是沉默卻無處不在的神意。

　　這樣的作品改編成為中國年終歲末萬眾狂歡的賀歲片，確實令科恩兄弟的擁躉好奇。12月9日，《三槍》點映，面紗終于揭開，中國版《血迷宮》印證的只有一個事實：故事可以照搬，科恩兄弟卻不可復制。

　　《三槍》：

　　外殼忠于原著，精髓一筆勾銷

　　應當說，《三槍》在故事框架、人物關系、甚至細節處理上，都是非常符合原作的。情節方面大的改動只有一處：殺手孫紅雷多殺了一個人——偷錢的伙計，埋尸時丟了煙袋，于是去殺小沈陽扮演的伙計和閆妮扮演的老板娘滅口。

　　影片中放了三槍，死了四個人——虐待狂丈夫、軟弱的情人、偷錢的伙計、無良殺手。活下來的有兩位——受盡虐待的老板娘、毛毛扮演的善良的小姑娘。劇中人的生死是經過主創深思熟慮之后的選擇，并被賦予了主創非常鮮明的價值判斷：好人和弱者是要活下來的，而壞人卻要死去。這種選擇本身非常主流而且符合中國觀眾傳統的價值判斷：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也因此，把科恩兄弟原作的精髓——神意不可測，天命本無常，邪惡需面對，為人須敬畏——一筆勾銷。

　　一部冷酷地面對邪惡、沒有救贖、生死無常的《血迷宮》，因而成為一個關于虐待、通奸、買兇、惡報、逃脫的規規矩矩的中國故事。

　　為了好看，這個故事被賦予了鮮明的張藝謀西北特色和趙本山東北特色：經過處理的西部丹霞地貌，從敦煌造型獲取靈感的室內設計，東北二人轉的鮮艷服裝，在這種環境中更加艷麗驚人。主創不怕俗，怕的是不俗，大粉、大綠、大紫、大黃、大藍，“好色”者必能大飽眼福。

　　而故事的精神內核，總不免帶上導演自身的痕跡。因此，影片在人物關系上做了一點處理：在《血迷宮》中，一張張夫妻二人的親密合影都似乎在說明，丈夫非常在意和喜愛自己年輕貌美的妻子。而《三槍》則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維在起作用，丈夫買妻，卻生不出孩子，每晚用煙袋燙傷虐妻，妻子在痛苦和壓抑中反抗。有時甚至會給觀眾錯覺，還以為看的是《菊豆》或者《大紅燈籠高高掛》：一段隱秘戀情的發生不是因為人內在的赤裸裸的情欲，而總是對某種外在境遇進行抗爭的必然結果。

　　深層欲望的迷宮，因而成為表象因果的盛宴。

　　《三槍》中每個人的行為都有動機，每個人的結局都合情合理，二人轉的節奏癲狂恣肆，人物的表演夸張變形，影片更像是趙本山的春晚小品，只不過，跟趙本山對話的不是小崔或者老畢，而是導演張藝謀。

　　而不可復制的科恩兄弟，在這部影片中幾乎消失無蹤，《三槍》似乎再一次印證了美國詩人梭羅的獨白：偉大的作品從未被人閱讀。

    田卉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