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力邀先生重返講臺

　　對顧隨先生而言，和學生在一起是他最為喜愛的生活。他拒絕好友馮至的安排，去社科院做研究就是因為如此。在天津師范學院，他的授課生涯再度開始，而這里的學生有福了。正是在這里，他走完了自己64歲的人生之旅。

　　在分別的十幾年里，我在重慶南開中學，從教英文到教國文，這些教書的本領，都是跟顧先生學的。教國文的時候，我腦子里想的都是顧先生的所作所為，不敢有絲毫懈怠。我盡量照著顧先生做，覺得自己縱使做不到像顧先生那樣完全燃燒自己，也該做到全心全意。我很努力地備課，就憑多多少少學到點顧先生的皮毛，已經被學生歡迎的不得了。很多南開中學的學生到現在還跟我有來往，他們都80歲上下了，好多都做了專家、院士。

　　抗戰勝利后兩年，我復員在天津南開大學教書，然后又去了天津師范學院。一直到50年代，我才回北京看望受打擊的顧先生。去了以后看到好幾個不認識的師妹，她們說顧先生到頤和園玩去了。我就想，顧先生大概沒事了，否則不能到頤和園去玩。雖然沒見上面，也放心了，心說有機會再來吧，我就回天津了。

　　天津師院中文系主任是王振華，她在中學時代受了顧先生的影響，學魯迅的東西。她先生李何林，幫過顧先生一個大忙。李何林曾經跟教育部說，一個人有病了還要扣他的錢，是教會學校留下來的壞毛病，我們為什么還要堅持呢？怎么能減顧先生的工資呢？顧先生有家累，還有病，怎么能這樣對他呢？教育部這才給顧先生補上工資。王振華想請顧先生到天津師院做教授，讓我到北京帶話給顧先生。

　　這次我到顧先生家里時，他正在寫字，寫的是“帝國主義紙老虎，叫囂戰爭怕民主”。先生見了我十分高興，問長問短，但很快就和我大談辯證法，他對新中國的政策十分折服。他給我看了他的講稿，說馮至是他的同學，給他一個教材，讓到社會科學院研究古典文學，他已經在那里講了一次杜甫了。

　　我看了心里直打鼓，我說王振華叫我來的，想請你到天津，那里正缺人，更缺像你這樣有學問的。這么好的老師，你要什么條件天津那邊都答應，要房子有房子，要工資有工資，這是王振華讓我帶的話。現在我來了知道，你要到社會科學院去了。

　　他急忙說不，你等著，我告訴你，我不能沒有學生，我不去做天天看不見學生的研究工作，我得看年輕人。

　　我當時一聽十分感動，脫口而出說，先生，我才教了7年書，我也不能沒有學生，我就認為教書是最好最好的職業了。我們在抗戰期間，教書的錢最少，銀行的錢多極了，可是我愿意苦一點，愿意教書，因為可以跟學生一塊兒長進。我說老師你不能離開學生，我也不能離開學生。

　　他說，你容我幾天，我要開家庭會議，因為沒有家里人幫助，我一個人不能生活，你等著我。

　　三天后我又去他家，他高興極了，說全家都支持他。他答應到天津師范學院任教了，我居然完成了王振華交給我的任務，于是興高采烈地回去了。就這樣，1953年6月，顧先生來到天津師范學院，再次站上了講臺，直到1960年去世。

　　C14-C15版采寫/本報記者 張弘

　　(圖片由中華詩詞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