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當代著名的作家群中，才女作家張愛玲是極富個性的一位。這不僅體現在她的作品中，也表現在她的為人處世上。有一次，她為小說《傳奇》的出版去印刷廠校清樣，穿了一身奇裝異服，惹得全廠工人停工停產，爭相觀看。這百分之百的“回頭率”讓張愛玲感到十分滿意，她很自得地對身邊的女工說：“要想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個，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來穿。”女工嚇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壽衣了嗎？”張愛玲說：“那有什么關系，別致就行！”張愛玲這“別致就行”的著裝理論，盡管很新潮，但卻十分有限。因為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她的這一理論不但行不通，而且很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就拿明朝來說吧，開國皇帝朱元璋不但在政治上極端專制獨裁，在服飾上也有一整套嚴格的制度，什么人穿什么顏色、什么款式的衣服，都有嚴格規定，違者輕則重罰，重則要掉腦袋。例如有一次，一些不知深淺的年輕人一時興起，將腳上穿的高幫靴子的幫截短，并用金線裝飾一下，又穿了身鮮艷華麗的“奇裝異服”在街上玩耍。他們這種“大逆不道”的行徑很快被人告發，于是一根根鐵鏈子將他們拴進兵馬司，在朝廷的親自過問下，一頓嚴刑拷打，然后又將他們的雙腳剁掉。你看，在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你能“別致”得起來？

　　其實，就是在當代社會，“別致就行”的理論也不完全適用。如在極左路線盛行的上世紀60年代，在我們就讀的大學里，哪個同學穿得稍微好一點就被指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受到歧視；而“穿得越破越革命”的理論卻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許多莘莘學子，破舊衣服似乎成了“革命”的標簽。等到“文革”到來，紅衛兵大破“四舊”，這些錯誤理論更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筆者親眼看到“文革串聯”時，北京街頭的紅衛兵拿著剪刀，虎視眈眈地盯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看到穿瘦腳褲的，摁倒就剪；發現穿尖頭皮鞋的，脫掉撕爛……他們把這種無法無天的強盜行徑稱做“革命行動”，當時誰敢說半個“不”字？只是后來改革開放了，人們的穿著才逐漸自由起來，女人脫掉了藍布褂子，換上了各式各樣的美麗時裝；男人也將清一色的中山裝，換成曾被指為“資產階級貨色”的西裝革履。此時若真的有人把老祖母的衣服穿出來，也不會有人反對。

　　這樣看來，穿著打扮也并非等閑之事，它與政治氣候密切相關。通常人們說的“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也好，“ 別致就行”也罷，都離不開相對清明的社會環境。君不見當今的青年人敢于隨心所欲地穿紅戴綠，無所顧忌地爭奇斗艷，不正是我們社會更加進步、更加開放的真實反映嗎？(戴永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