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正在北京上演的《窩頭會館》，為舞臺人物畫廊增添了一個傷時罵世、貧嘴卻誠實的小人物——綽號“苑大頭”的窩頭會館館主苑國鐘。這是寫過《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知名作家劉恒所刻意描畫的另一個貧嘴的人物形象。同是在京城討生活的下層勞動者，假若張大民的生活可稱作“幸福”的話，苑大頭的人生遭際無疑是不折不扣的苦難。貧嘴或調侃，雖然改變不了苦難，也難說是一種有效的反抗，卻是一種弱者的無奈與不滿，一種生存的韌性與破解愁悶、承受苦難的生命能量。

　　《窩頭會館》沒有歸結因果的細密間架，沒有尖銳的矛盾沖突，展現的是北京和平解放前夕，城南一座破舊小院內幾戶窮苦住戶瑣屑、凡庸、零零散散的生活片斷，揭示的是下層民眾極端匱乏的物質條件與艱難困苦的生存環境，預示了一個黑暗時代的必然結局。這是一個保險系數極高的題材 ——舊社會的黑暗與民不聊生的苦難。歷史給定的命運與預設的批判性，使這部明星匯集的大制作在啟悟性與精神深度上難有作為，末尾雙重的“光明尾巴”——國民黨守軍投降與新生兒的哭聲——更是庸常的俗套。

　　作品的精彩之處，在于現實主義手法滑出傳統審美的感知方式，以及對下層民眾畸零人生與教化之外的倫理德行的認同。

　　苑大頭，當年一個看門兒的勤雜工，何以能突然拿出幾百銀元從手頭拮據的前清舉人古月宗手中買下窩頭會館這座小四合院，這是二十多年來懸在古月宗心頭解不開的扣子，也是許多人始終猜不透的謎團。其實，苑大頭從一個窮小子變成窩頭會館的館主，只不過是偶然的機緣，而非歷史規律的必然性使然。當年的住戶韓先生被捕前托付給他秘密轉移的資產，在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后成了無主之財。“我臟了心爛了腸子……我把人家的錢給花啦！”忠厚老實的苑大頭為此歉疚了一生，并以為兒子久治不愈的癆病是他自己得了報應。而苑大頭之死，也非階級迫害或蓄意謀殺，而僅僅是一次意外——眾人在搶奪保長兒子肖鵬達手中的手槍時意外走火。因此，苑大頭的苦難，他為了替兒子治病不得不向鄰里催討房租的不得已的窘態，不為兒子諒解無處申訴的冤屈，都未必是歷史和生活本質的必然體現。苑大頭的死，也很難說是一種無法解脫的宿命。不是說，苑大頭的困境和死亡，是一種不真實的苦難記憶，而是說它的歷史實在性顯得有些偶然，有些含糊。倒是他的貧嘴，使他帶有幾分俏皮、幾分諧謔，使怨氣變成嘲笑或自嘲，變成破解愁悶或不合時宜的滑稽，從而掩蓋了“本質論”變焦所產生的模糊感。對劇作者來說，對他心愛的人物酣暢淋漓的個性刻畫，勝過對傳統現實主義歷史本質的復寫；而對觀眾而言，演員何冰形神兼備的出色表演所帶來的藝術欣賞的快感，勝過對宏大敘事的背書。

　　劇中另一個重要角色是宋丹丹扮演的頑強、善良、刀子嘴豆腐心的田翠蘭。住在西廂房的田翠蘭和她那木訥、厚道的丈夫王立本，苦苦地經營著一個賣炒肝和窩頭的浮攤。她與住在東廂房的正骨醫生周立浦的妻子金穆蓉——一位落難背時的末代滿清格格，時不時針尖對麥芒地對掐。當過“暗門子”(暗娼)、歷經各種生活磨難的田翠蘭，嘴皮子不饒人，卻不妨礙她勇于賣身救女和舍命給嗷嗷待哺的染有童子癆的苑江渺喂奶。較之《茶館》中的茶客，《窩頭會館》中的窮苦住戶，有更多的磕碰、抵牾，也有更多的依存與照應。反復渲染的田翠蘭對苑大頭和他的兒子苑江渺的關切與照顧，在舞臺演出中被輕輕帶過的她對苑大頭的愛戀與通奸，以及王立本心明如鏡的寬容，不僅真實、真切地呈現了大雜院下層民眾鄙俗的生活態度與情感價值，也描摹了他們畸零的人生與無論在任何嚴酷的生存環境中從未泯滅的善良本性，發掘了那教化之外的倫理行為的人性內涵與生命熱力。

　　畢竟作者是初次染指舞臺劇，臺詞俏皮生動，人物個性鮮明，大段大段的“獨白”卻像是在寫小說。小說往往容許單管獨奏，或花開數朵各表一枝,戲劇除獨角戲外，必定是十指彈琴，彼此呼應。幸虧何冰是一位壓得住臺的優秀演員，那熱力四射的情感深度與舞臺張力，將大段大段的臺詞化成旁若無人的心靈傾訴，挽救了眾人臺詞空白的尷尬。也幸虧導演林兆華故意犯禁的巧妙處理，以群體角色靜默不動或極少動作，反襯苑大頭的情感井噴；以表現性的非現實場面，處理這一反常的劇作和生活情態，出乎意表地使第三幕后段反而成為全劇最具特色的舞臺處理，從而使寫實與非寫實的界限變得模糊，或者說開拓了寫實主義戲劇更為寬闊的表現空間。 (林克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