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風行更顯“日常”魅力

　　“傳奇”的境界令人類自豪

　　英雄傳奇類小說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因為人類精神深處，既有要認識現實的要求，又有要超越現實、尋求更美好、更理想的人生的愿望。以前的英雄傳奇寫的是比現實中普通人更高的人，讓讀者能看到人類在道德、勇氣或能力上“上達”的可能性，《紅巖》則描繪了人類以信仰為依托的意志創造的奇跡，能給人以潛移默化的鼓舞。隨著歲月的推移，后世人的具體信仰可能有變化，但并不妨礙這種意志的贊歌對讀者發揮激勵鼓舞的作用。后世讀者欣賞某些名著，有時就是濾去了它的某些已經過時的觀念性內涵的。我們喜歡歌德的《浮士德》、喜歡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未必都是因贊同作品人物的具體主張，但作品及其人物的精神具有超越具體歷史內涵的價值。《紅巖》里英雄的境界普通人未必都能達到，但他們猶如奧運冠軍，給人的上升樹立最高的標桿，使人類獲得自豪感。從另一個角度說，這部書歌頌的是人的尊嚴與尋求超越性價值的努力。對超越性價值的信仰與追求，使有限的、帶有荒誕性的現實人生獲得了意義。

　　娛樂價值為“名著”添彩

　　寫日常生活的小說，又有傳奇類小說未具備的獨特魅力。改革開放對中國人精神上的解放成果之一，就是肯定了普通人過日常生活的意義。“新寫實”小說的出現就是這種成果的具體表現。根據作者對所描寫的生活的態度和作品不同的審美追求和特征，這類小說還可進一步細分為四小類：旨意在展示一種生存狀態，如葉紹鈞的《孤獨》、《夏夜》；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發現或發掘人生的樂趣，如廢名的《竹林的故事》、《毛兒的爸爸》；借日常生活瑣事，描繪世態人情，如《金瓶梅》；當描繪世態人情達到一定人性深度，具有了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時，就因其對人性的發掘與對社會文化的深刻反思而讓讀者震撼，有了一種似乎說不盡的內涵與久遠的藝術魅力，如《紅樓夢》。

　　我認為，評價作品文學價值的標準，對于不同審美類型的作品，應有所不同。雖然認識價值、思想啟迪價值和審美陶冶娛樂價值都是文學價值的組成部分，而且在優秀作品那里這幾個方面往往兼備，但它們在每個具體作品那里并非總是均衡的。目前的文學研究界最重視前二者，傾向于把作品當作思想文化分析的資料，對后者雖也有提及，一般也是作為一種手段或某種次要的、附帶的東西；某一作品倘若審美娛樂價值占優而進行思想文化分析的價值不大，則被判為文學價值不高。其實。反觀中外文學史可以發現，大多數文學名著或文學經典對于后世讀者的價值，在于審美陶冶娛樂價值和認識價值方面，并非所有流傳下來的“名著”或“經典”都值得不同時代的人長篇大論地反復分析，說不完道不盡的只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有幾個莎士比亞，又有幾個《紅樓夢》呢？而若單論“認識價值”，則曾經發表過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即使是“文革”時期的那些如今已被忘卻的標語口號式作品，對于后來人認識特定時期的話語體系與社會精神風貌也有幫助；它們之所以不能成為文學名著，除了思想啟迪價值的缺失，更在于審美陶冶娛樂價值的匱乏。換句話說，審美陶冶娛樂價值是構成文學名著的必要條件。一部小說能否成為傳世名著，除了里面所傳達的思想道德觀念是否健康，還取決于其能否引起后世讀者的閱讀興趣。現在就有許多不怎么被研究分析，卻仍有大量讀者的文學名著。

　　《紅旗譜》超越特定時空

　　《紅旗譜》寫暴動的十五章中，除了交代過程，就是寫敵我雙方的心理狀態以及暴動的緣起。關于暴動的動機，暴動組織者的說法已是為了抗日，建立抗日政權，打土豪分田地。這里面實際包含了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兩種內容，這兩種沖突的內涵在邏輯上并非天然一致。在1932年，對于視野非常有限的冀中農民來說，“抗日”確實還是比較遙遠的事，他們對于“民族”的認識，應當不會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高多少。梁斌告訴我們：“在北方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處在基層的廣大黨團員及赤色群眾并不懂得路線問題”。可以推測，大多數暴動者的直接動機是奪取政權，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產。而在當時國民黨軍事勢力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這樣的暴動既悲壯又幼稚。就拿朱老星來說，暴動雖然給他帶來短暫的歡樂，但不久他就為此付出代價，“英名傳于后世”估計不是當初他自覺追求的。這是作品的真實描寫客觀顯示給讀者，而作者本人不曾意識到的內涵。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文學史上一部絕無僅有的意志英雄傳奇，《紅巖》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學價值。作為革命英雄傳奇小說風行的年代里一部以寫日常生活見長的小說，《紅旗譜》也具備了超越特定時空的藝術魅力。

　　主講人：閻浩崗(河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地點：中國現代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