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和平解放”到“和平統一”

　　進入60年代以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根據形勢的變化，對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原則和政策，開始由“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

　　蔣介石1960年2月第三次當選“總統”后，中國共產黨方面捎話表示贊成。1965年7月，當李宗仁回國后，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島內外、海內外引起強烈震動。7月26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了李宗仁。在談話中，李宗仁對臺灣問題久拖不決感到憂慮。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臺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周恩來適時地將我們對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況，通過有關渠道告知蔣介石，希望他早日決定，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和確定了關于臺灣問題和對臺工作的總方針。毛澤東等中央常委一致認為：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現在叫蔣介石過來有困難，但問題總要有個想法，逐步地制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1961年6月，毛澤東再次表示：如果臺灣歸還中國，“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談話以及中央的對臺政策，結合自己的實踐體會，科學地概括出“一綱四目”思想。1963年1月4日，周恩來指示張治中在給陳誠的信中提出：“只要臺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總裁(按：蔣介石)與兄(按：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其意思是臺灣必須統一于中國。這是總的方針和原則(“一綱”)，任何情況下都動搖不得。

　　“四目”是：一是臺灣統一于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于蔣介石；二是臺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給(按：當時臺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三是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并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后進行；四是雙方不互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一綱四目”的科學概括，受到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認可。此后，當談到和平解放臺灣的條件時，均未超出上述思想。毛澤東、周恩來多次表示，只要蔣介石當局能夠守住臺灣，不使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會改變目前的對臺政策和兩岸關系；甚至講到臺灣問題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

　　中共中央的對臺統戰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效。陳誠生前曾通過有關渠道告訴周恩來，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會違背民族大義即不會讓臺灣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陳誠病逝后，在發表的遺囑中既沒有講“反共”，也沒有講“反攻”。他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臺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臺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遺囑發表后，周恩來曾在政協民主人士會議上說，從陳誠的遺囑看，這是我們對臺通氣工作、傳話、傳信的結果，說明我們的工作有效果，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