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任繼愈—專訪國家圖書館館長詹福瑞】

　　張羽：觀眾朋友您好，歡迎您收看今天的《新聞會客廳》。我們今天的節目要特別送別兩位老人，紀念兩位剛剛離去的老人，這兩位老人用他們一生的言行教給人們如何作學問，如何做人，這兩位老人是在7月11號同一天去世的，他們的離去被人們譽為是中國人文學術界的一場地震。兩位老人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山東人，年齡相仿，都在北大工作過，學問上都是學貫中西，享譽中外，人品上都是德高望重，讓人高山仰止，這兩位老人就是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還有任繼愈先生。今天我們將請進兩位嘉賓來聊一聊兩位老人的人品和學問，我們首先請進的是國家圖書館的館長詹福瑞，來聊一聊任繼愈老先生的做人和作學問，歡迎您詹館長，歡迎您張教授。

　　短片：今天，同北京大學一樣，國家圖書館也充滿了哀傷，國家圖書館南區學術報告廳，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的靈堂，就設在這里，接受公眾吊唁。也是在7月11日，季羨林老先生離開前四小時，國學大師任繼愈老先生，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93歲。

　　任繼愈，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64年，任繼愈主持籌建了國家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長。并開始招收宗教學碩士生、博士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

　　任繼愈最大的學術貢獻是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并開辟了用馬克思主義視野觀察宗教問題的先河。就在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無宗教”時，任繼愈提出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這一理論的提出，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了重大基貢獻。

　　1987年，71歲的任繼愈，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在擔任館長的18里，他領導了中國傳統文化資料整理工作，編撰了107卷，總字數過億的《中華大藏經》。

　　1992年我國開始編纂《中華大典》，任繼愈擔任《中華大典》編撰委員會主任。還親自兼任《哲學典》和《宗教典》的主編，當時，任老已經76歲了。

　　任繼愈為人低調，盡管其學術成果對當代中國具有深遠影響，卻堅持不出自己的全集，也拒絕學生們為他出紀念文集，如今，任老離去，他的諸多事跡才通過朋友和晚輩們的講述，呈現在公眾面前。

　　張羽：在幾年前當時任老編《中華大典》的時候，這個《中華大典》相當于古時的四庫全書。

　　詹福瑞：它是一個類書，《中華大典》類書相當于清代編的古今圖書集成，屬于類書的性質，它就是按照文學、歷史、哲學、經濟、地理等各個分卷，把各種相關的歷史文獻分類進行編輯。

　　張羽：幾年前當時任老作為《中華大典》的主編的時候我專門去采訪過他，當時跟任老聊天，我特別驚訝，任老當時已經九十多了，他說他每天早上四點起床，他說年輕的時候就這樣，他說這個習慣堅持了幾十年沒改變，晚上很早休息，從來沒有應酬，很少應酬，除非必要的公事，幾乎不出去應酬，每天從早上四點到七點之前上班，做文字校對工作，資料查找，當時我就問任老，我說您不覺得枯燥嗎，這么幾十年過去了，他說不枯燥，做學問就得這樣。

　　詹福瑞：他真是一個青燈黃卷的這樣一種學者，他也在跟我講，確實年輕的時候他就養成這樣一種習慣，晚上九點就休息，早上四點就起來，他認為這是一種符合中國古代陰陽的生物鐘，工作一直應該是從他到住院之前都保持一定的工作時間，保證他的工作時間，而且他有三不主義，就是不赴宴，不過生日，不出全集，一直在堅持。他過生日的時候，他九十壽辰的時候，我們想給他過生日，他從來就不讓我們去過，他一直在說，能不能改革一下，生日就不要過了，我說九十歲，這么大的一個壽辰，我們是不是不過生日，給你開一個學術思想研討會，他堅決反對。

　　張羽：我知道很多學者都追求著作等身，最后能有一個集大成的全集，為什么任老不出全集？

　　詹福瑞：他不出全集有他自己說的理由，說別人的全集我都不看，因為全集里邊把精華也收進去了，不是精華的也收進去了，所以說他主張還是不要出全集。當他病重的時候我也在考慮我們館能不能給他編全集，后來我們考慮，還是要尊重任老的意愿。

　　張羽：聽說在他病重的時候您去看他，任老神志不清的時候還在跟您提圖書館的工作？

　　詹福瑞：他病重期間如果沒有外出，我幾乎沒周都要去見一次，一開始他住院的時候還可以自己活動，他自己在屋里還要散步，還仍然談笑風生，還是很幽默，還跟我們講很多故事，講他過去的故事，還講工作。最后實際上在他昏迷的時候，他經常說的就是開會，要上班，要看書，還是這些。我跟他最后一次見面是在我出差之前，那也是我回來了，他就不能再說話了，他跟我談的是什么？說國家館的定位問題，他就說梁啟超那時候做館長，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國家圖書館的定位，它應該是一個研究型的圖書館，他這是給我們做了很大的貢獻，他一再交代這個事情，跟我講了三遍講這個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