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殺余秋雨與偶像的黃昏

　　盧荻秋

　　曾經為萬眾景仰的余秋雨先生近來日子很不好過。由于涉嫌20萬地震捐款沒有兌現，他被輿論指為“詐捐”。從“咬余專業戶”的單兵發難，到媒體評論的一片指責，再到“學術超男”易中天的竭盡調侃，一時間頗有些“滿城爭罵余秋雨”的味道。

　　面對余先生起初不能自圓其說的回應，和后來持續的緘口不言，筆者不能不懷疑他確實沒有兌現捐款承諾。“罵殺余秋雨”實際上已超越個人恩怨和學術門戶之見，頃刻間演化成“全民批判”的社會形態，它代表了一種文化標志人物形象的坍塌，以及社會性文化心理的轉型。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社會中的文化標志形象，大多是由體制內力量樹立的典范人物，他們既是文化學意義上的成功者，又是社會道德的代言人，如同被供上祭壇的神話人物。改革開放以后，神壇被打破，人們才發現，那種“須仰視才見”的文化標志性人物，其實是被人為地涂抹了過多的道德油彩，其文章更是不乏空洞說教。于是，一種更具個性色彩的現代文化標志人物形象應運而生。

　　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千年一嘆》，余秋雨先生以前所未有的表達方式迅速贏得大眾喜愛。用“驚喜”來描述人們“發現余秋雨”時的社會心理，大約并不為過。岳麓書院的侃侃而談，高等學府的指點江山，央視節目中的耳提面命，古文明圣地的行走感悟……余秋雨先生的影響力幾乎擴大，光環遮蔽了質疑，有限的幾聲學術爭議、道德指控，被迅速淹沒。

　　隨后，更多的“學術超男”、“文化超女”被媒體聚光燈定格在文化舞臺上，更多文化典范人物對學術話語權的掌控和炒作式使用，更多的具有文化辨別力和賞鑒力的新一代公民的崛起，現代文化典范人物也漸漸在公眾的理性審視中，露出了其粗糙、瑕疵的一面，言不由衷、信口胡言、欺詐民意、諾而無信……

　　無論“余秋雨們”是否能勇敢地接受道德拷問，這個時代的偶像都不可避免地再一次走向“黃昏”。這總容易令人喜憂參半，感慨萬千。喜的是，它體現了我們社會的進步和公眾的理性復蘇，體現了對文化標志人物的道德文章的客觀審視，體現了文化終于重返合乎邏輯的發展正途。憂的是，文化標志人物應該具備什么樣的道德與文章，他們并未思考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