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古人稿費，顧炎武先生列過一個清單：司馬相如給陳阿嬌寫《長門賦》，600個字，得銅100斤；杜牧給韋丹寫《韋公遺愛碑》，500個字，得絹300匹；韓愈給韓宏寫《平淮西碑》，1500個字，得絹500匹；皇甫湜給裴度寫《福先寺碑》，3000個字，得絹18000匹；白居易給元稹寫《河南元公墓志銘》，1400個字，得銅錢70萬；楊大年給寇準草擬委任狀，里面有一句話寫得好(這句話只有8個字)，寇準額外付銀200兩。

　　如果您對漢、唐、宋三代物價有所了解，并從購買力角度一一換算的話，您會發現稿費最高的猛人是皇甫湜，這人一個字6匹絹，折合人民幣2340元；稿費最低的衰人則是司馬相如，一個字43克銅，折合人民幣一塊五。其他幾位的稿費標準大致介于一個字16元到1200元之間。

　　司馬相如一個字一塊五，放到今天也絕對不能說是衰人，因為韓寒辦雜志征稿，一個字只有一到兩塊錢，就被媒體炒到了天上，號稱是“驚人稿酬”了。

　　幸好史書上記載的永遠不會是歷史的全貌。宋朝有一哥們兒叫方回，給人寫序，平均每100個字只有5文錢的稿酬，按當時物價，每天寫一篇千字文，掙的錢剛夠吃飯。明朝藝術家徐渭，這哥們兒在杭州一衙門當師爺，替領導寫過一篇只有600字的《鎮海樓記》，領導謝他紋銀220兩，按當時購買力折成人民幣，一個字136元，比海巖和王朔還牛。可是我閱讀徐渭的日記，發現他成名之后依然買不起房，看不起病，請不起保姆，窮得當褲子。為啥？一個字136元的機會只有那么一回。

　　古代作者拿高稿費的機會并不多見，只要有高稿費的機會出現，那競爭就變得很激烈。例如唐朝后期，“長安中爭為碑志，若市買然。”這情形像極了韓寒發出征稿帖后，幾十萬作者蜂擁而至，紛紛往他郵箱里砸稿。在這個低稿費時代，韓寒希望能用較高的稿費改善一下撰稿人的生活，愿望是好的。但是，不管將來韓寒的雜志有多火，撰稿人的生活都不會有實質性的改善。能拿到高稿費的作者永遠只能是一小撮，即便韓寒每月發行一期，每期讓一個作者寫5000字，那稿費最多也就一萬元而已。

　　李開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