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在失望中去世的，比經國先生早走了15年半。不久前，一位熟知經國先生脾性的人士告訴我們，經國先生做事從來不留下片紙只字。那么，父親與經國先生最后20年的交往中究竟還有哪些事情，很可能會成為永久的秘密。

　　父親曾說：“歷史真是說不得一個‘假使’的。”這正是所謂歷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間的吊詭。但如果真那樣，當然也就不會有今天的《蔣經國論》了。

　　——摘自《蔣經國論》序言 曹聚仁之女曹雷

　　由著名報人曹聚仁撰述的《蔣經國論》于1948年在上海出版，是中國第一部論述蔣經國的著作。這部著作的簡體中文版日前面世，這也是這部著作1949年后首次在大陸出版。

　　今年是蔣經國誕辰100周年，由著名報人曹聚仁撰述的《蔣經國論》簡體中文版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也是這部評述蔣經國的著作1949年后首次在大陸出版。曹聚仁之子曹景行昨天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蔣經國論》讓我們比較全面地了解早期蔣經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記者 石劍峰)

　　《蔣經國論》于1948年在上海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論述蔣經國的著作。之后在1950年代，曹聚仁移居香港之后把《蔣經國論》又重寫一遍，添加更多內容。此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蔣經國論》將這兩個版本的內容合為一冊，這樣可以通過曹聚仁的視角更清楚地看清早期蔣經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歷史人物。“很巧，我拿到書的時候，正好是蔣經國誕辰100周年那天。” 曹聚仁之子曹景行昨天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說，“當初和人民出版社策劃這本書時并沒有特意要趕這個節點。”

　　據曹景行介紹，抗戰期間，身為中央社戰地特派員的曹聚仁在贛南與蔣經國相識、相知，之后在1948年寫下了《蔣經國論》。雖然父親曹聚仁和蔣經國有著密切的私人關系，但曹景行表示，由于父親去香港時自己還比較年幼，而且當時是個特殊年代，所以家人很少講述曹、蔣兩家的關系。“我最早閱讀到《蔣經國論》已經是1980年代初了，之前大陸對這個歷史人物的論述幾乎是空白，而我之前也只是從母親那里模糊地了解到父親和他之間的關系。”曹景行對早報記者說，“所以，這本書對我個人有著特殊意義，對父親特別是對父親和蔣家的關系有了清晰的了解。”

　　“蔣經國本人有著傳奇的經歷和復雜的人格，父親在這本書里對他的論述是很生動的。”曹景行說。也正因為如此，在1949年之后，《蔣經國論》一度成為大陸這邊了解蔣經國的重要材料，毛澤東曾經一度托曹聚仁從香港帶一本《蔣經國論》到北京。對于這一說法，曹景行向早報記者予以證實，“上海版《蔣經國論》寫了‘打老虎’前的蔣經國，港版寫的是之后的蔣，這兩個版本合在一起的內容，新版的《蔣經國論》讓我們比較全面地了解早期蔣經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曹景行說，“而在1950年代之后，大陸這邊也希望與臺灣進行接觸，而這本講述蔣經國前半生的書能有助于我們的領導人理解蔣經國的一部分。”

　　曹聚仁擔任國共和談的“密使”，為大陸和臺灣接觸穿針引線，這段傳奇因為近年來一系列材料的披露而為外界慢慢了解。“上世紀50年代以后父親與經國先生的關系，或許是許多人最感興趣的，但也是最難弄清楚的。從已經公開的史料中可以知道，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父親確實成為臺北與北京的溝通管道，臺北那頭應該就是經國先生。父親晚年常自喻為波蘭小說家亨利克·顯克維支筆下的‘燈臺守’，他無非就是守在香港這塊地方，等待國共兩黨‘床頭打，床尾和’。”曹聚仁女兒曹雷在《蔣經國論》序言中寫到。

　　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曹景行說：“這段歷史應該是存在的。關于這段傳奇，這些年來以訛傳訛的故事非常多，而最能證明這段史實的材料目前只有《周恩來年譜》，里面具體提到了這段歷史。”曹聚仁為兩岸充當“密使”,“這一事實基本已得到確認。但對于很多細節，仍然籠罩在一片朦朧當中。當時具體的情況到底怎么樣，還有賴于相關材料的進一步解密。”關于曹聚仁先生的一些資料，出于保密原因，目前還存放在相關檔案館中。

　　曹聚仁(1900-1972)

　　字挺岫，浙江浦江人。1921年到上海教書，后任上海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上世紀30年代初主編《濤聲》、《芒種》等刊物。1937年抗戰開始，從書齋走向戰場，任中央通訊社戰地特派記者，曾采訪淞滬戰役、臺兒莊戰役及東南戰場，并主持《正氣日報》編務。抗戰勝利后回上海，在大學任教，并從事新聞工作。1950年到香港，為多家報刊撰寫專欄文章，并參與主辦《循環日報》、《正午報》。1956年后，曾數次回大陸采訪，并致力于祖國統一大業。1972年7月病逝于澳門。曹聚仁去世后，周恩來曾親自擬定了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