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炎：現代文學的源頭還應向前推進10年

　　“中國的現代文學起于何時,這是一個大可討論的問題。”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教授嚴家炎在近日由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行的“‘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表示,“如今的學者已很少有人贊成現代文學史是從‘五四’文學革命寫起,較多學者認為這一時間應該是從戊戌變法即19世紀末年寫起。但實際上,近年來陸續發現的一些史料證明,現代文學的源頭還應該向前推進10年,即從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

　　嚴家炎認為,近年發現的三個方面的史實可以佐證這一論點。

　　首先,“五四”倡導白話文所依據的“言文合一”說(書面語與口頭語相一致),早在黃遵憲1887年定稿的《日本國志》中就已提出,文中倡導以口頭語為基礎來形成書面語,比胡適的同類論述早了30年,也在客觀上為白話文學開辟了較為寬廣的途徑。

　　第二,陳季同通過8本法文著作及給他的學生、《孽海花》作者曾樸講課的若干中文材料,提出了“小說戲劇亦中國文學之正宗”、“世界文學用中國文學之參照”、“提倡大規模的雙向的翻譯”等主張,打破了千年來某些根深蒂固的陳腐保守、妄自尊大的觀念,對中國文學現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三,韓邦慶在1892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海上花列傳》,80多年前就已得到魯迅、劉半農、胡適等“五四”先驅的高度評價,近年來學者們也從多方面證明《海上花列傳》的意義確實屬于現代。

　　嚴家炎認為,上述三項史實可譽為“五四”文學思潮源頭上的三座標志性界碑。

　　王慶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