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撰的《青年雜志》創刊；1916年9月1日，這份雜志因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創辦的《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處，故更名為《新青年》。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激情澎湃地寫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由于《新青年》以科學與民主的思想驚醒了長期被束縛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因而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陣地，點燃了至今不滅的思想解放的火炬，陳獨秀也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94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然而在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這一天，陳獨秀并未出現在集會現場。直到5月7日下午，他才寫信給遠在上海的胡適報告當時的情況：“四號下午，京中學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門，到東交民巷各使館；適禮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學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剛在曹宅，受了一頓飽打，幸虧有一日本人竭力保護，送在日華醫院竭力醫治，現在生死還不能確定。京中輿論，頗袒護學生，但是說起官話來，總覺得聚眾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學生做的，還沒有證明)，難免犯法……懲辦被捕的學生30多人(大學為江紹原等22人)，整理大學，對付兩個日報，一個周報，恐怕是意中的事。”(《陳獨秀書信集》第243至244頁，新華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信中所說的“大學”系指“北京大學”，“周報”指《每周評論》，“兩個日報”疑指“《晨報》與《國民公報》。

　　6月8日，陳獨秀又在《每周評論》第25號報道了6月3日北京千余名學生舉行露天講演慘遭鎮壓的情況：“民國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節以后一日，離學生的五四運動剛滿一個月，政府因為學生團又在上街演說，下令派軍警嚴拿多人。這時候陡打大雷刮大風，黑云遮天，灰塵滿日，對面不見人，是何等陰慘暗淡！”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期間最為轟動的表現是起草并親自散發了著名的《告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對日密約、罷免賣國官吏、保障市民集會言論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6月11日夜，陳獨秀在前門外新世界游藝場五層樓上向游客拋撒傳單時，當即被北京警察廳巡警和步軍統領衙門密探逮捕。消息傳出，全國輿論沸騰。各社會團體、名流、學者、青年學生紛紛通電發函營救。革命青年毛澤東在他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撰寫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指出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今日中國最需要的是科學與民主，而“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陳君為這兩樣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給他。”但是，“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并且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于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文章結尾寫道：“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陳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