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變幻，充滿著偶然。上個世紀前半葉，中國動蕩不已，如果沒有張伯駒其人，《平復帖》、《游春圖》等國寶很可能落入無知之人手中，得不到珍惜，更可能流落國外，成為中國文化的又一段傷痛。那個年代，不知道多少國寶遭遇這樣的命運。

　　說起來，張伯駒與國寶的緣分，有很多的偶然性，一條老規矩改變了他人生的軌跡，促成了他與古字畫的不解之緣。

　　張伯駒1898年出生于項城閻樓，他的父親是張家老六張錦芳。作為家中的長子，他最大的可能是繼承父親的遺產，成為項城的一個鄉紳，但他的命運因另外一個人而改變。在他出生前六年，張家老五張鎮芳考中進士，離開家鄉做了京官。張伯駒的這個伯父官運亨通，似乎無往不利，但人生不如意事常有，他的兩個子女先后夭折，眼看年紀已四十開外，生子無望，傳宗接代的事，令他十分苦惱。

　　在傳統中國，有一條不成文的老規矩：一個人若沒有兒子，兄弟中兒子多的就該過繼給他一個，為他傳宗接代、養老送終，同時繼承他的家業，可說是兩全其美。當初袁世凱就過繼給了他的叔父、淮軍名將袁保慶，后來袁世凱科舉落第，正是由于袁保慶之結拜兄弟、名將吳長慶的提攜，袁世凱才得到施展才華的機會。按照這個老規矩，張鎮芳兄弟把目光瞄住了張伯駒。1905年，張錦芳帶著兒子離開閻樓張家，遠赴天津，將7歲的小伯駒過繼給了張鎮芳。從此，張伯駒遠離家鄉，成為張鎮芳的兒子，一直在天津、北京、上海生活。

　　張鎮芳一生處于政治漩渦之中，雖然歷經沉浮，但他也積累了大量的人脈關系，按照他的愿望，張伯駒最大的可能是進入軍界、政界，或者金融界，但偏偏他對那些都沒有興趣，而是愛上了琴棋書畫，愛上了文人雅士的調調，成為著名的“民國四公子”之一。1926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愛上了古代字畫，從此一發不可收。

　　值得慶幸的是，在一系列的偶然之后，100多件文物因張伯駒的出現，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運。這可都是些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珍貴文物，如果它們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民族文化自豪感想不油然而生都不可能。

　　愛因斯坦說：“沒有僥幸這一回事，似乎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至的。”為了讓更多古字畫留在國內，張伯駒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財力，不惜賣掉家產，不惜舉債，不惜被人斥為“敗家子”。在很多人眼中，他成了“張大怪”。

　　擺脫政治漩渦

　　1905年，7歲的張伯駒離開項城老家，來到天津，成了長蘆鹽運使張鎮芳的兒子。小伯駒眉清目秀，聰明伶俐，用濃濃的河南話叫了聲“爹、娘”，張鎮芳夫妻頓時眉開眼笑。在以后的日子里，文靜、俊俏、懂事的張伯駒，贏得了夫婦倆的厚愛。

　　不久，張鎮芳就開始考慮兒子的教育問題。當時科舉考試剛剛廢除，新式學堂匆匆興起，張鎮芳大量捐款興辦新學，但對自己的兒子，他仍愿沿用舊式家塾教育，請來名師為張伯駒啟蒙。

　　“學須靜，才須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行義要強，受諫要弱。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張伯駒流暢地背誦《增廣賢文》，讓老師大為驚嘆。私塾教育，本從《三字經》、《千字文》等學起，小伯駒記憶力驚人，幾乎過目成誦，老師看到他聰穎異常，又特意增加了《朱子治家格言》等書，但他仍很輕松。這位塾師不由得對張鎮芳贊道：“此子聰慧過人，日后必成大器！”張鎮芳聽后，心中大悅，對兒子的培養更加上心。到了9歲，張伯駒已能寫詩，一部《古文觀止》倒背如流，一時贏得“神童”之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時袁世凱的家屬多在項城，傳聞有人欲對他們不利，袁世凱即命全家分批遷居天津，將諸子教育之事托付給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及親戚張鎮芳。袁之四子克端、五子克權、六子克桓、七子克齊、八子克軫都進入新學書院讀書。這是一所完全按照牛津大學模式創辦的新型學校，袁世凱曾為之捐巨款。為了獲得與袁世凱的兒子親近的機會，張鎮芳讓張伯駒走出私塾，進入新學書院，與袁氏諸子成了同學。日后，他們真的成了很好的朋友。雖然隨著袁世凱的倒臺，這種關系政治潛力全無，不過，張伯駒的收藏及名士生涯與諸袁大有關聯。

　　張鎮芳為兒子做的鋪墊不止這一樁。像今天的父母一樣，眼看兒子年紀漸長，為他的前途考慮，需要選擇一個有潛力的“專業”方向。身在政界高層，張鎮芳敏銳地看到，在亂世之中，軍權高于一切，軍界是當時最佳就業領域。于是他為兒子謀劃在軍界的發展。

　　1914年，袁世凱采取了一個重大舉措——創立培養軍官的陸軍混成模范團。他自己以總統身份親任團長。此舉顯然是為了培養私人實力，長期控制軍隊。模范團的軍官，從北洋各師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批畢業生中精選，均降級使用。士兵則精選忠誠可靠、身強力壯、當過正職軍官、有過戰爭經驗者。

　　張伯駒這年剛剛16歲，顯然不符合模范團的選材標準。但在張鎮芳的安排下，他破格進入模范團的騎科。

　　不過張伯駒并沒有按照父親安排的道路走下去。模范團畢業后，他先后到安徽督軍倪嗣沖、川閩兩湖經略使曹錕、陜西督軍張鎮華等處為幕僚。以父親的人脈關系，在軍界混下去，不會沒有前程。但那些年軍閥混戰，國事日壞，與他建功立業的理想相去甚遠。在軍界，看多了上層人物在權貴面前奴顏婢膝，對百姓敲骨吸髓，彼此之間爭權奪利，張伯駒遂“將熱心腸冷了下去”，大有“秦關百二，悔覓封侯”之嘆，認為“內戰軍人身份，殊非光榮”，于是不顧父母反對，退出軍界，回到家中。

　　面對父母的責怪，張伯駒從不頂撞，卻也沒有聽從之意。但母親的絮叨，也令他十分困惑、苦悶，終日不言，唯一的樂趣就是讀書，古代的經典，給了他一方天地，浸潤其中，足以遠離喧囂。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多歲時便已讀了兩遍；354卷的《資治通鑒》，他可以從頭講到尾，如數家珍；唐詩宋詞，更是脫口而出。最使他感興趣的古代典籍是《老子》、《莊子》等。讀著老莊，回想父親的沉浮起落以及清朝的瓦解、袁家王朝的崩潰，超然物外的意緒逐漸深入骨髓，眼前天高地闊，很多原本以為重要的事情變得微不足道。

　　于是，在別人的眼中，他的言談舉動不循常規，十分“怪異”。一些朋友送給他一個綽號——“張大怪”。

　　儒雅瀟灑當世稱奇

　　“張大怪”的雅號，是孫曜東兄弟送給張伯駒的。此人與張伯駒是換帖兄弟，家世淵源也很深。

　　在孫曜東兄弟眼中，張伯駒很多言行舉動太不合人之常情：

　　“高朋滿座，眾人談笑風生，而他覺得話不投機，就坐在一邊摸下巴頦兒，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卻對政治勢力始終保持一段距離，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認識，但卻都不深交。

　　身為鹽業銀行董事、總稽核、老板，但對“毛票換大洋”的生意經絲毫沒有興趣，完全是個甩手掌柜，總經理有事來問，他不住點頭：“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著辦吧。”

　　雖然擁有偌大一份家業，但生活上樸素得令人難以置信，“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穿絲綢，也從不穿西裝革履，長年一襲長衫，而且飲食非常隨便，有個大蔥炒雞蛋就認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對汽車的要求是，只要有四個車輪而且能轉就行了，絲毫不講派頭”。

　　因為這些，孫曜東和其大哥孫仰農給他起外號“大怪”，他也應聲，后來親戚朋友中就叫開了。他給人題寫詩詞，有時也順著這個思路，署名為“張大其辭”。

　　張伯駒摒棄世俗，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歡的事情：填詞做詩，學唱京劇，寫字作畫……他自幼聰穎多才，凡是喜愛的事情，都一心鉆研，無不做到極致。

　　在欣賞他的人眼中，張伯駒是位“翩翩佳公子”，“面龐白皙，身材頎長，舉手投足間，不沾一絲一毫的煙火氣”，“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上個世紀20年代初，“民國四公子”之說在南方出現，并逐漸被京津滬上層社會公認。“四公子”之說有不同的版本，流傳最廣泛的是張伯駒、溥侗、袁克文、張學良四位，他們都是豪門子弟，而且都多才多藝，瀟灑風流，具有傳奇色彩。

　　溥侗是溥儀的族兄，道光皇帝的曾孫，別號“紅豆館主”。他7歲就被授予二等鎮國將軍，但卻對政治毫無興趣，是“生就的閑散人”，工詞翰，擅書，善畫，精于鑒賞，更以皇親貴胄身份，向眾多京劇、昆曲藝人學習，集眾藝人絕藝于一身，很多著名的專業演員都要向他請教，號稱“票界大王”。他生、旦、凈、丑全能，曾一人在《群英會》中演周瑜、魯肅、蔣干、曹操、黃蓋五個角色，且都技藝精妙，出神入化，轟動京滬。

　　袁克文是袁世凱的二公子，生性散淡，一生無意政治權位，詩詞楹聯、琴棋書畫、文物鑒賞等無所不能、無所不精，尤其一手好字，行草篆隸各體均擅長，是當時最為重要的書法家之一。他為人風流倜儻，過的是“有詩有酒不羨仙”的日子。

　　張學良是人所共知的人物，曾數次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他在文物鑒賞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但與其他三位相比，作為不同，傳統文化素養有很大差距。大約因為是當時的風云人物，張學良被拉進了“民國四公子”。

　　張伯駒與“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都有交往，尤其與袁克文意氣相投，過從甚密，一起快意詩酒，其逸事頗為當時上層社會稱道。

　　大約在1926年，一個偶然的機緣，張伯駒愛上了收藏，并一發不可收，將自己的精力、財力盡數投入其中，成為“天下第一收藏家”。

　　那年他偶然到琉璃廠游玩，看到一塊康熙早年題寫的“叢碧山房”匾額，那匾額底子殘破，缺損“房”字，但筆意縱放，正中“康熙御筆”朱文印尚好。張伯駒看了十分喜歡，當即買下，因喜“叢碧”二字繁茂蔥蘢，從此以之為號。自此，他愛上了古字畫收藏。

　　收藏，一要有財，二要有才，張伯駒正好都具備。有人說，他似乎是注定為收藏而生。說到“財”，張家積蓄深厚，又是當時最大商業銀行的大股東；“才”也不必說，張伯駒自幼聰慧，有驚人的過目不忘本領，又長期浸潤于傳統文化，素養深厚。喜歡上收藏后，張伯駒全情投入，逐漸成為鑒賞大家。

　　對于收藏界來說，當時有著很好的機遇。清朝滅亡后，王公貴族大多失去生活來源，靠變賣家產為生。他們闊綽慣了，有了錢隨手就花，花完了再賣東西，家藏的古字畫流散市場。更多的藏品出自清廷。早在袁世凱死后，清室優待費就被取消，1924年，溥儀被逐出皇宮，生活更是窘迫，只好大量變賣從宮中帶出的字畫。大約1927年，溥儀讓人將宋李公麟《五馬圖》、黃庭堅《諸上座帖》等四件字畫拿到天津鹽業銀行抵押。當時，張伯駒正好在天津，力勸銀行經理收下。此后，鹽業銀行又先后收買到文征明《三友圖》等多件大內珍品，這些古字畫后來大多為張伯駒購得。此時張伯駒本已鍛煉出一副好眼力，通過收藏大內珍品，鑒賞字畫的功力更是爐火純青。

　　那時，中國政局混亂，許多古董商唯利是圖，致使大量國寶流落國外，張伯駒對此深為痛惜。最初，他收藏古字畫僅僅出于愛好，這時卻生發出一種責任感，以保護文物不外流為己任。正如他自己所說，“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這是張伯駒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又實踐了這個諾言。

　　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張伯駒試圖阻止珍貴文物流往國外，單憑赤子之心，勉力而為，不惜變賣家產，甚至將個人生命置之度外，其人其事，成為收藏界溫暖人心的記憶。

　　□首席記者姚偉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