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蔣介石與毛澤東會晤，人們就會想起1945年8月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毛澤東欣然接受邀請，偕周恩來等赴重慶談判的事。少有人知的是，在1942年的國共談判中，蔣也曾向中共方面表示，說他很想與毛會晤。只是，由于種種原因，蔣介石未能如愿以償。

　　1.國共兩黨重開談判大門

　　1942年夏，經過前段時期嚴重軍事、政治沖突的國共緊張關系又出現(xiàn)緩解。7月中旬，駐重慶中共代表團領導人周恩來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希望能同蔣介石作一次面談。7月21日，蔣介石會見了周恩來。

　　8月14日，周恩來又一次見到蔣介石。周恩來就國共之間懸而未決的一系列遺留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蔣介石聽了，表示說，抗戰(zhàn)后國共兩黨雖又團結合作，但雙方在許多問題上難取得一致，問題之多，積重難返，非一兩次談判就能解決。他說迫切希望能與毛澤東好好談一談，地點可以選擇在西安。

　　蔣介石要會見毛澤東，事關重大。周恩來感到既意外又突然：蔣介石慣于目空一切，動輒以“領袖”自居，他主動要會晤毛澤東，是他一貫堅持的反共立場有了變化？或是出于團結誠意，真如他所言，想通過會晤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蔣介石是不是還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恩來一時搞不清蔣介石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隨即答復說：他將盡快向延安方面報告，一有答復即轉告。

　　當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報告情況。周恩來分析說：蔣介石欲見毛澤東的目的“未可測”。對于如何答復蔣提出的要求，周恩來提出兩個辦法：一是以林彪(時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師長)作為毛澤東的代表，赴西安見蔣；二是要求蔣帶周恩來至西安，然后讓周飛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負責人)回西安見蔣。這既體現(xiàn)出中共對蔣的尊重，也有助于通過進一步接觸摸清蔣的真正意圖。

　　2.周恩來認為時機還未到

　　毛澤東得知蔣介石要與他會晤，也認為是大事。他分析認為：國民黨從1939年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后，于1940年初和年底前后發(fā)動兩次反共高潮。中共抱著團結忠誠，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堅持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1941年初，在皖南事變中新四軍遭受慘重損失情況下，共產黨仍忍辱負重，僅展開了對國民黨的政治斗爭。共產黨不過分刺激國民黨人，目的就在于求得和國民黨改善關系。在不久前，中共發(fā)表為紀念“七七”抗戰(zhàn)5周年宣言，重申“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zhàn)”。宣言發(fā)表后，在大后方各界引起了積極反響，這也有助于減輕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的敵視程度。蔣介石要會見中共領導人，可能是他對中共所作的一種積極回應。

　　毛澤東與中央其他領導人進行磋商，認為：蔣既提出要會晤，斷然拒絕，顯得中共缺乏團結誠意，會為蔣拒絕解決中共提出的政治懸案和加緊反共造成口實，且容易引起大后方的各界民主人士的誤解，使共產黨陷于被動局面。因此，毛澤東于8月19日致電周恩來，電文說“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

　　周恩來覺得會晤有風險。19日復電說：“目前……雖有以政治解決趨勢，但具體問題尚未談到，且實行壓迫一無減輕，而會晤地點又在西安，因此，蔣會晤似嫌過早。”周建議說：最好派林彪或朱德“先打開談判之門”，如蔣約林或朱來渝，也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面，轉換空氣，一俟……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

　　毛澤東采納周恩來的意見，他于8月29日和9月3日先后致電周：中央已決定先派林彪見蔣談判，根據(jù)會談情況，再確定我去西安時間。毛特別指出：根據(jù)目前局勢，“我去見蔣有益無害”。

　　周恩來決意打消毛見蔣的念頭。9月5日，他復電說：見蔣時機不成熟，蔣對人“包藏禍心”，局勢也“非對我有利”。鑒于英、美需要中國拖住日本，蘇聯(lián)需要對華讓步，蔣介石與英、美、蘇關系有了改善，他可能認為目前正是解決共產黨和陜甘寧邊區(qū)的好機會，甚至還會以為中共紀念“七七”宣言已表明中共向他屈服。毛如與蔣會晤，蔣還會利用這件事“打擊地方和民主勢力，以陷我于孤立”境地。

　　在電報中，周恩來還分析了蔣介石要會晤毛澤東的可能目的和出現(xiàn)的情況：一是“表面和諧，答應解決問題而散”。二是“約毛澤東來渝開參政會(毛澤東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借口留毛澤東長期駐渝，不讓再回延安”。周恩來指出：“此著萬不能不防”！但周恩來提議說：在林彪前來見蔣后，要注意“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tài)度及要解決的問題，再定毛是否出來”。毛澤東采納了這一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