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作家張平就任山西省副省長、鐵凝就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之后，又一位知名作家因戴上“官帽”而備受社會關注，他，就是馮驥才。去年底，這位中國“個子最高的作家”被聘為國務院參事，成為決策層的高級智囊。與此同時，馮驥才又榮膺“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2008年度文化人物”，這一系列榮譽集為一身，決非偶然。

　　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來，在推進中國文化發展進程中，“馮驥才”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忽視的名字。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搶救天津老街開始，馮驥才毅然走出書齋，為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竭力奔走呼吁，近十年來，馮驥才完成了從一位作家到一位文化遺產保護守望者的轉型，成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標志性人物。這種轉型的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心路歷程？

　　“知識分子應對生活有矯正功能”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怎樣看待“國務院參事”這個頭銜？

　　馮驥才(以下簡稱“馮”)：國務院參事是在政府內部，以個人身份參與國家一些大的決策性的、戰略性的問題的確認、確定，并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它們會以“直通車”的方式讓很高層面的決策層聽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我很珍惜這個權利。

　　記：作為迄今當選的唯一一位作家，這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馮：這等于給了知識分子一條特別好的通道，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說明國家越來越重視知識界的聲音，注意到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我很榮幸能代表知識分子來說這個話。

　　記：您覺得，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最大功能是什么？

　　馮：知識分子應對生活有矯正功能。當社會迷惘的時候，知識分子應該先清醒，就像魯迅一樣。當整個社會過于功利的時候，我們要給生活一些夢想。

　　記：走上文化遺產搶救保護這條路，也是因為一種責任感？

　　馮：對。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各地開始大規模的舊城改造，我發現很多生活中熟悉的東西開始消失了。一個城市不能沒有記憶。我開始重視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重視城市文化、城市個性保護。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開始注意到非物質文化的消亡，強烈感覺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因子越來越少，很多文化轉瞬間就沒了，于是漸漸開始關注和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我們這代文化人有個特點，從年輕時起就一直跟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20多歲經歷了“文革”，伴隨著國家的歡樂、痛苦，一直走到今天，天生地、天經地義地有一種責任感，不是別人強加的。

　　我特別喜歡古代關于責任的一個詞，叫“舍我其誰”。我們這代作家都有很強的社會良心，都有這樣一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