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紅旗轎車”的一場風波

　　我自從走進李公館之后，陪伴著德公的日常起居，整天與德公在一起，聽他講著過去那些傳奇色彩的故事，我心里很滿足。只是結婚后就趕上“文革”，我們原本輕松愉快的心情，伴隨著不斷聽到的壞消息而變得日益緊張起來，不知什么時候就會大禍臨頭。

　　1967年的“五一”節后的一天，我跟德公在吃過午飯后，又照例坐下來準備下棋。在擺好了棋盤后，德公習慣性地用手順了順稀疏花白的頭發，似乎感覺到自己有一個多月沒有理發了。自從回國以后，德公每月都會定期到北京飯店理發，他生活很有規律，無論是起居飲食，還是其他要做的雜事，都是井井有條。我知道，給德公理發的是北京飯店的專業理發師，這也是國務院給德公專門安排的待遇。當時，我半撒嬌地對他說，我的頭發也該整整了，干脆我陪著你去吧，德公很爽快地答應了。

　　那時候，給德公專配的是一輛黑色的紅旗牌大轎車，在與德公結婚近一年的時間，我從來都沒有坐過。聽說以前郭德潔活著的時候，也從來都不單獨坐德公的這輛車。當然，我也是一個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到了下午五點多鐘，我和德公才理完了發，德公望見我焗了油的大波浪頭發，說我簡直就像一個電影明星，我聽了心里美滋滋的，不由得聯想起我的生母，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前蜚聲影壇的“電影皇后”胡蝶。

　　接下來，都是我多事，我對德公說現在時間還早，不如順道去一趟東單路口的北京醫院，再去給德公拿些藥回來。當紅旗轎車駛進醫院大門的時候，人們都不由自主地向我們的車子圍過來。我取完藥品后，朝轎車走來的時候，只聽得旁邊的人對著我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地評頭論足。有人突然沖著我大吼一聲:“你這個資產階級的少奶奶，別走！”這一喊不當緊，人群中仿佛像找到知音一樣，頓時炸開了鍋。兩邊的人們一下子聚攏過來，就差沒有對我一陣劈頭蓋臉的毒打了。好在司機一見當時氣氛不對頭，把車提前發動并往后退了幾步，正好停在我撒腿起跑的地方，我在慌亂中打開車門，急忙鉆了進去。轎車“哧溜”一聲跑出了醫院大門。

　　我們回到李公館，我還驚魂未定地沒有緩過神來，再看德公，他把臉繃得緊緊的，沒有吭聲。我趕忙向他道歉。難得德公是個好脾氣，一邊安慰我說今天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一邊又說以后我們要千萬小心，不要再隨便出去了。我很感謝德公對我的理解。

　　第二天的中午，德公的老友邵力子給我們打來電話，他們也聽說我們在北京醫院險些受沖擊的消息。接著，邵力子的夫人又接過話題，在電話里除了安慰我之外，主要是好心地勸我趕快把大波浪給剪掉，不要再穿高跟鞋，要換上布衣布鞋。她還告訴我，如果紅衛兵真的要闖進家里，你一定要及時給國務院機關事務局打電話，要保護好德公的人身安全。同樣還要在危險的時候學會講究技巧，給紅衛兵背誦“為人民服務”這句毛主席語錄，你看周總理的上衣兜旁邊不就是一直別著這句話的小像章嗎？如果紅衛兵問你為什么要跟李宗仁結婚，你也要說是為人民服務。千萬要記住啦！

　　兩三天后，街上各種各樣的油印小報依然拿這件事情大做文章，什么“胡友松橫遭批斗”、“胡友松被剪‘陰陽頭”’、“胡友松被罰到天安門廣場掃大街”等，凈是一些捕風捉影的謠言。

　　這件“紅旗車事件”傳到了周總理那里，他很重視這件事情，并請相關人員來具體落實對這件事情的處理意見。醫院里的大字報也就趕緊給撕下來了，也再沒有人四處傳播這件事了，這樣我的心緒才漸漸地平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