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

　　對王明的認識過程

　　正因如此，在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上，王明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后，共產國際領導人擔心曾與國民黨經過十年血戰的中共領導人能否正確地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轉變，因此派“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有朝氣”的王明回國，“幫助中共中央”。這說明共產國際對王明是信任的。

　　還有事例說明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的基本態度。王明回國后，其在蘇聯的女兒托付給季米特洛夫，由季米特洛夫夫婦代養。延安整風時期，王明向共產國際多次告狀。在收到王明的告狀信后，季米特洛夫也曾數次給王明回電，如1943年12月13日、1944年1月19日，通過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電臺，發給王明如何處理黨內分歧的電報和他與毛澤東就有關王明問題的相互來往的電報；在1943年12月22日給毛澤東的信中，季米特洛夫明確提出了不要孤立王明的勸告，等等。這些事例說明，共產國際領導人雖然認為王明有缺點，但還是關心信任的。這是一個基本的方面。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的品性、能力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后來的任用上基本是正確的。這是考察王明國際背景時常被忽略而又應引起注意的一個問題。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31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但是沒有安排王明接任向忠發空出的總書記職務。有論者說，王明后來失勢是由于米夫在蘇聯大肅反中被殺，而此時米夫仍是共產國際一些機構的負責人，并參與中國事務的處理。這個事例仍然說明米夫沒有決定中國黨的領導人的權力。更重要的是顯示，共產國際雖然信任王明，但并沒有讓其出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意思。

　　而王明在共產國際工作的過程中，加深了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他弱點和不足的認識。除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的經驗、對國內情況不熟悉、書生氣濃外，還喜歡出風頭、有強烈的領袖欲、作風圓滑、見風使舵、宗派主義、不容易與同志搞好關系等。因此，對他有一些看法和批評。如1936年7月初，王明在《救國時報》發表文章，贊同“抗日反蔣”主張。但兩周后，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卻嚴厲批評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抗日反蔣”的決議。

　　對此，季米特洛夫當場說：“我認為，王明同志在書記處面前對政治局決議的批評，很大程度上也是適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

　　1938年，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意爾斯基問剛剛出使莫斯科的任弼時，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的意見的傾向？是否總是習慣于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系？季米特洛夫則對任弼時說，他對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說“這個人總有些滑頭的樣子”，說根據共產國際干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很不誠實，在蘇聯時就總是好出風頭，喜歡別人把他說成是中共領袖。

　　正因如此，共產國際領導人認為王明不具備領導中國共產黨的素質。1937年11月13日，在王明回國前，季米特洛夫明確告訴他：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

　　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備擔任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條件。但是，王明回國后把個人凌駕中央之上，與延安中央爭權，犯了右傾錯誤。共產國際執委會獲知后，在1938年7月確認，抗戰以來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

　　季米特洛夫還特別強調，“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他對即將回國的王稼祥說：“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

　　共產國際的這個指示，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肯定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證。而通過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的錯誤，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從組織上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后來曾就此評價說：“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而共產國際之所以對王明有這樣的表態，是基于對王明能力、水平和品性的判斷。歷史證明，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選的決策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