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我有幾個問題，是不是允許我提出來問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當然可以，請吧。

　　郭沫若：最近我讀了您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其中說得[的]“封建制度的基礎……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我覺得這個提示不僅表明了封建制度的本質，同時似乎也可以作為劃分社會發展階段的一個標準。我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中國，關于社會發展的階段劃分問題，有很大的爭論。尤其是關于中國的封建社會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問題，不同的學者就有不同的意見，其間的相差竟達到一千多年。有一個困難的問題，就是耕種田地的奴隸和封建制度的農奴，往往是容易混淆起來，不能區別的。

　　斯大林：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各個社會發展階段的確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研究奴隸制和農奴制的不同，還是應該看奴隸的性質：在奴隸制度下，生產工作者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在封建的農奴制度下，生產工作者是封建主已經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

　　研究社會制度問題應該研究純粹的社會狀態，而不應該去研究那種發生了變化的狀態。研究問題應該根據實際情形，而不應該機械地只是根據文件或書本來說明問題。

　　最近我看了印度尼西亞的一些“理論家”的文章。據這些“理論家”說：印尼現在不存在封建制度，因為印尼的憲法規定土地是屬于國家所有的，這樣在印尼便沒有封建地主了。你們看：這是什么“理論”？這不過是辯護士的理論罷了。其實，他們之所以要說印尼沒有封建制度，是因為他們害怕要在印尼實行土地改革。

　　郭沫若：在社會發展階段方面，我還想問一個問題：社會發展是否可以跳躍式地發展？

　　斯大林：可以的。這要看情況。例如一個民族，它的鄰居——另一個民族很進步，那么，在它的鄰居的強大影響下，這個民族便可以跳過一定的社會階段而發展。例如，蘇聯境內的許多少數民族就是這樣。

　　(按：我知[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有一位蘇聯的歷史學家說：蘇聯的中亞細亞各民族，自原始公社制度即直接進入農奴制，而越過了奴隸社會的階段。但因為我對中亞細亞各民族的歷史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進一步請問斯大林同志。但我認為：斯大林同志的話，對于馬克思的學說是一個很好的補充。馬克思說：社會發展階段不能跳躍，那是在無外來影響下的一般情況；但在外來的強大影響之下，事實證明是可以跳躍的。)

　　郭沫若：我正在從事和平運動方面的工作。我感覺到和平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系。在進行民族獨立斗爭時，宣傳和平頗有困難，因為容易妨礙到戰爭動員工作。因此，我們感覺到在和平運動中，適當地照顧到民族獨立問題，以免使這兩個運動互相對消。因此，我們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上，曾通過了尊重民族獨立問題決議。當時英國和法國的朋友們，頗以為我們的要求有點過高。但這一次在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上，又一次提出了尊重民族獨立的問題，而且獲得通過。足見在和平運動中適當提出尊重民族獨立的要求，是有必要的。

　　斯大林：不好，這樣不好。和平運動應該就是和平運動，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和平，不應該把民族獨立的要求加進去。我們的和平運動的范圍應該是很廣括[闊]的。如果把民族獨立的要求加進去，人家就會說我們要求和平不是真誠的。這樣，有些人就會不來參加和平運動了。你懂得這個道裡[理]嗎？

　　郭沫若：這個道裡[理]我是懂得的。但是我覺得到了現在，民族獨立的要求在殖民地國家與殖民國家之間，似乎沒有那么尖銳的對立了。因為美國的戰爭政策不僅侵犯著殖民地、半殖民地等附屬國家的獨立主權，同時也侵犯著殖民國家，如英、法等的獨立主權。所以英、法等國的人民一樣在要求獨立主權的尊重。在今天適當地提出，似乎是可以的。

　　斯大林：不好。和平運動應該就是和平運動。這個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那些有發動戰爭的危險的國家，是美國、英國和法國等等國家。這個運動的目的是要爭取這些國家的廣泛的人們來參加我們的運動，連資本家也要爭取，以便孤立戰爭挑撥者。如果在和平運動中提出民族獨立的要求，就將達不到這個目的。

　　郭沫若：是否還應該照顧到區域性的不同？比方在亞洲，大多數國家都有強烈的民族獨立的要求，是否要照顧到這種要求，以便順利地開展和平運動？(我并且舉出了最近在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上朝鮮、越南兩個代表團不滿意大會未把解決戰俘問題辦法及要求撤退外國軍隊寫入宣言的事情。)

　　斯大林：不好。你們不要把兩件事混在一起。民族獨立的工作，要另外來做。你懂得這個意思嗎？

　　郭沫若：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我懂得了。我還有一件事想請問斯大林同志的意見，這問題我已向法捷耶夫同志提出過了。這個問題就是：約里奧·居里表示想要到中國去，如果法國局勢更惡化，以致他不可能再在法國活動的話。這樣他可以一方面幫助中國研究科學，另一方面仍可領導和平運動。斯大林同志對這件事的意見怎樣？

　　斯大林：(把鉛筆擱下了一會[兒]，然后繼續在紙頭上畫，聲調高了一些)：法國朋友太感情了。法國的局勢不會變化得像所說的那樣利[厲]害。就是局勢變得再壞些，他為什么就那樣容易地考慮離開自己的祖國？他應該學習日本的德田球一同志的榜樣，他在祖國工作下去，一直坐了十幾年監獄。他做和平運動有什么不好？法國政府要逮捕，就讓它逮捕吧。要坐監，就坐監吧。我想，用不著十多年，法國就可以解放了。他也應該學習一個法國的女孩子的榜樣，她為了阻止法國政府把軍火運到越南去屠殺越南人民，而臥在鐵軌上。他當一個民族英雄，這有什么不好？我假使是約里奧·居里，無論環境怎樣惡劣，我是決不輕易離開自己的祖國的。

　　你們不應該勸他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