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百家講壇》的困境　是誰的尷尬?

　　李培

　　有這樣一段老話:有私塾先生把《論語》的“郁郁乎文哉”,訛讀為“都都平丈我”,學生們習而不悟。一日,新的私塾先生糾正了這個錯誤,學童皆駭散。時人嘲笑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雖是笑話,但多少道出了大眾對于接受思想文化的一種實情。

　　如今,在不少“郁郁乎文哉”的學者眼里,《百家講壇》就像那句蹩腳的“都都平丈我”:易中天品三國,像在說評書；于丹講《論語》和《莊子》是在勵志,而非國學；劉心武的《紅樓夢》連續(xù)十幾講,不斷地探秘解密,像是電視劇式的鋪陳疊述；閻崇年的清史講座,是對歷年清宮戲的疑點解釋,出發(fā)點像極了近年清宮戲的套路……所以,《百家講壇》收視率一下滑,罵聲、倒聲、打壓聲都來了。以筆者揣摩,“打壓派”者大抵會端出一句“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取法其下,法不得也。”似乎在真正的國學復興之中,如果讓仍對國學蒙昧未懂的大眾喝下《百家講壇》劣質不純的酒,很可能流毒后世。似乎問題的關鍵一下子變成了現(xiàn)代中國以及生活在今時今日現(xiàn)代文明的中國大眾需要怎樣的國學?

　　著名學者曹聚仁曾講過這樣一段話:如果孔子現(xiàn)在還活著,看到了所謂的五經(jīng),連《論語》、《禮記》在內,他可能一字不識,一句都讀不出來。因為孔子所識的“日”字是“圓”的,而今的“日”字是“方”的……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袁行霈也曾說過,國學不能救中國,也不能引導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在今天,國學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資賺錢。但其精華部分能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協(xié)調人和自然的關系以及人和人的關系,這是國學無用之大用,也是人文無用之大用。”

　　可見,國學傳承在今天的意義不在于復古,而在于活用；國學對大眾的意義不在于故紙堆里的死學問,而在于一種熏染。竊以為,即使是“郁郁乎文哉”派的學者,估計也沒人想重蹈乾嘉考據(jù)學派的覆轍,那種對國學遺其大而傳其小、精細至極的文獻學研究,看似高深,實則退化成一種知識表演和智力演練,僅僅在一部分相當高水準的士人階層流傳,完全退出了社會和大眾視野,在中國思想史的長河中步入了死胡同。從這個角度上講,于丹的心得能借古人之語啟迪現(xiàn)代人心,就顯得多么難能可貴。

　　更何況,對《百家講壇》來說,“到底需要怎樣的國學”這樣的追問又顯然是戴錯了帽子。《百家講壇》編導萬衛(wèi)明確地表示,《百家講壇》的觀眾定位是初中文化水平。可見,如果說單單面對處于知識底層觀眾群體的《百家講壇》能傷害真正的國學,顯然是一種幻言幻聽。就像清末維新志士對當時國粹派的復古頭腦那句諷刺:“倘真正是國粹,何必急急去保?”

　　儒學自古講究經(jīng)世致用,國學在今天傳承的意義也在于觀照現(xiàn)實。與其將《百家講壇》的困境追究為一個節(jié)目的尷尬,不如將其視為國內整個學術界走向大眾的尷尬,它或多或少折射了在時下這股大眾文化方興未艾的熱潮中,太多囿于象牙塔的書齋型學者的角色缺失。在一個娛樂致死的時代,《百家講壇》學術娛樂化的路徑或許值得商榷,但它昔日之成功、今日之衰退都值得更多學者深省,絕非“娛樂致死”一句蓋棺論定那么簡單。換句話說,又有什么比把浸淫在肥皂劇泡沫中的觀眾搶奪到大學教授的麾下更值得學者們聊以自慰的呢?又是什么比電視講壇上猶見古人的那一聲長嘆一個手勢對那些身心俱浮的電視觀眾更有益呢?所以說,今天的《百家講壇》需要的不是棄之如敝屣的指摘詬病,而是學者們的群策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