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里的“流金歲月”

　　1971年，“國史”整理再度啟動，部分點校任務分至上海，前期搜集的資料和校勘成果也隨之轉到上海，整理完成仍用中華書局名義出版。中華書局部分職工返京，沒有地方辦公，便進駐了原先是文聯辦公地點的王府井大街36號樓。上個世紀后半期，中國最為優秀的一批歷史學家幾乎都匯聚在這里。1976年5月26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二十四史”座談會內容，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牟潤孫慨嘆：“就公布的名單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譚其驤、專攻遼金元的翁獨健以及對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長孺，治中西交通和學術思想的白壽彝。”

　　“外頭還在干革命，里面等于進了沙漠綠洲。回到了真正做學問的年代。” 第一批從干校返回北京、時任《金史》責任編輯的崔文印回憶。心情空前舒暢的啟功在工作之余或午休的時候又忍不住寫寫畫畫起來，隨便抻一張紙，信手揮幾筆，成為了中華書局一景。

　　中華書局給王仲犖提供的是一張亂世里的書桌。王仲犖在山東大學有辦公室，但是他從來不去，如果學校里有事，校長、書記都上他家里來開會。中華書局則是他呆了10年的唯一的辦公室。他在動亂中長大的孩子們，多年以后才知道父親原來會寫詩，而且受到過章太炎的贊譽。王仲犖解釋，詩都是有感而發的，但是這個時代有感而發就會出問題了。但在中華書局工作的時間里，他乘興留下了不少詩詞，如“校書才擱筆，還對水仙花”。點校之余，王仲犖抽空整理了自己的舊著。這些作品后來由中華書局出版。其夫人鄭宜秀在新版王仲犖著作集《前記》中譬喻了這段時光：“在一個很小的范圍里能創造出一個非常完美的世界。而這個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個時代的黑暗襯托下，誠如雨天里的布谷鳥，近處聽著，它的叫聲沒有別的鳥兒響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國秋雨的煙朦中傳得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