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黑暗王國打開天窗

　　很多同性戀者就是因為看了李銀河的書,才開始正確對待自己的性取向問題,他們私下里把李銀河稱作“媽媽”

　　1988年,李銀河站在選擇的關口,回國還是留在國外?她再三掂量,選擇了前者。“我是要做社會學研究的,而我對美國社會不感興趣。”

　　那一年恰好費孝通要在北京大學社會學所設立博士后站,于是李銀河做了費孝通的弟子,成為全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后站的第一位博士后。

　　此時的她已經36歲。她憋足勁一口氣搞了十項經驗研究,兩年內全部完成——擇偶標準,青春期戀愛,浪漫愛情,獨身,婚前性行為規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戀,離婚,同性戀。

　　“這些論文都是基本情況描述。比如在青春期戀愛調查里,究竟有這種情況的是成績好的學生多還是差的學生多,都是什么階層的人,大家對這個現象是什么看法。”李銀河介紹道,“我記得那時初中生承認戀愛的比高中生多,這讓我有點驚訝。”

　　“當時承認有婚外戀情形的有6.4%,有婚前性行為的有15%。”李銀河說,這是1989年的數據。在近20年的時間內,這十個方面幾乎都出現了驚人的變化。“前幾年有強制婚前檢查時廣州計生系統做的調查顯示,廣州婚前性行為達86%。當然這主要是年輕人,如果把中老年人也放入調查樣本,大概會有30%—40%。”

　　此后,李銀河與王小波用同樣的方法開始做男同性戀的研究。當時同性戀者很少有愿意浮出水面的,所以他們只找到很小的樣本,做一些感情生活、社會交往等方面的基本描述。當時北京出版社已向他們預約書稿,看到實際稿件后卻告知他們“太敏感,沒法出”,最后這本書在1991年于香港出版,題為《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

　　“出版之后我們就不斷接到電話和來信,有的求助,有的痛斥。”李銀河說,那時也因此找到了更多同性戀者,將研究的樣本增加到120人。1998年此書再版,內容增加近一倍。

　　1998年,李銀河又出版學術專著:性學三部曲《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同性戀亞文化》、《虐戀亞文化》。很多同性戀者就是因為看了李銀河的書,才開始正確對待自己的性取向問題,他們私下里把李銀河稱作“媽媽”,說她是給這個黑暗王國打開天窗的人。

　　性革命正在靜悄悄地發生

　　現在的人都相對晚婚,再像封建社會那樣婚前保持童貞是不現實的

　　“不是我的研究推動社會變化,實際上人們的行為發生在前,只是由我來加以描述,為他們辯護而已。”李銀河說。

　　她記得80年代末曾跟北京市婦聯做一個北京婚姻質量調查,那個時候不敢多問性的問題,只問了一個:“你認為女性有沒有權利主動提出性要求”,結果她還接到被調查對象的來信,質問“這樣的問題怎么也能提出來”。

　　而這些年來關于各種性行為、性觀念的爭議如此正常而頻繁,網絡上更是顯示出前所未有的討論空間。“中國正在發生的靜悄悄的性革命,它不像西方那樣上街游行容易識別,但人們的行為、觀念大變革的確發生了。”李銀河說。

　　在同性戀問題上,改革開放后第一篇關于同性戀的學術文章見于1981年的《大眾醫學》,還是以介紹《紅樓夢》中同性戀現象為內容;90年代中期,北京出現了同性戀酒吧;而2004年前后,就已有同性戀者在電視媒體出鏡了。

　　“我聽說最近廣州成立了一個同性戀親屬組織,同性戀者的家人借以互相聯絡、互相幫助。這類組織在國外多極了,但以前在國內簡直不能想象,因為中國同性戀者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家人無法坦然接受。”李銀河說。

　　在她看來,這些變化的出現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中國社會內部的發展,工業化、現代化帶來了精神層面的變化,“比如現在的人都相對晚婚,再像封建社會那樣婚前保持童貞是不現實的”。

　　另一個則是外部因素帶來的影響。李銀河舉例說,比如匈牙利如今有80%—90%都是單身人群,多為同居或者“分開居住”的固定伴侶關系,真正結婚的很少。“你了解到這樣的情形必然會受到影響。”

　　李銀河認為,如今國內外在婚姻、家庭、性觀念方面的差異,“已經不是階段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了”。比如中國人因為傳統觀念的關系,絕大多數人都還是要結婚的,與匈牙利的情形相比,不能說誰更先進誰更落后,只是文化差異而已。

　　“我們現在最欠缺的是法律層面的完善,有許多過時法律和語焉不詳的條款有待解決。”李銀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社會正在慢慢變好。”

　　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