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賓工作或者說禮賓司工作不僅僅是外交部的工作，它實際上擔(dān)負的是一個國家的禮賓任務(wù)，是國家的門面，而不僅僅是外交部的一個職能部門。國家領(lǐng)導(dǎo)人之間的會見與會談，無疑是禮賓工作中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在歷史上，一些國家領(lǐng)導(dǎo)人之間的會見與會談，成為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

　　新中國的成立，揭開了中華民族外交史嶄新的一頁。毛澤東、周恩來以非凡的氣魄和膽略，審時度勢地制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和政策，組建了一支全新的外交干部隊伍。隨著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多，外交活動日趨頻繁，盡快建立起一套既能體現(xiàn)新中國外交原則，又符合中國國情的禮賓制度，被當(dāng)作一項重要任務(wù)提上日程。

　　在周總理的親自指導(dǎo)下，1955年外交部正式成立了禮賓司。周總理對禮賓工作的細節(jié)抓得非常緊，有時候他布置重大的外事活動，還會把司長、處長、科員等幾級干部都一同找去開會。

　　1971年7月，基辛格以美國總統(tǒng)特使的身份秘密訪華，由于相互之間缺乏了解，當(dāng)時的中國在西方國家眼里仍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基辛格甚至把自己比作幾百年前到中國探險的馬可·波羅，并將此次秘密訪問命名為“波羅一號”。當(dāng)時，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有關(guān)這次訪問的消息都被封鎖在一個極小的范圍內(nèi)，時任禮賓司接待處副處長的唐龍彬，是這次秘密接待的禮賓人員之一，這也是他第一次接待美國的政府官員。唐龍彬說：“當(dāng)時有一點像搞地下工作，單線聯(lián)系，我的單線聯(lián)系人就是韓敘，我那時候參加工作已經(jīng)二三十年了，但從來沒有得到過組織上這樣的交代：‘家人不能說，朋友不能說，參加這個接待工作期間，什么電話、地址都不能說，就算是失蹤那么幾天吧。’”

　　總理專門帶上唐龍彬等幾個工作人員去選接待基辛格來訪時下榻的樓，最后敲定五號樓。由于當(dāng)時正值“文革”期間，整個大環(huán)境給接待工作帶來了不小的難題，為此周總理作出了明確指示，要求做到落落大方，不卑不亢。當(dāng)時釣魚臺什么花草都沒有，工作人員不得不到外邊通過公園的一個老花匠，從他家里搬來了幾十盆花，布置在臺階和前面大門的兩邊點綴一下，表示對外賓的歡迎。同時，還特別對五號樓進行了一次粉刷，更換了一些“文革”色彩很濃的物品，并在會客室、會議室、住房等重新擺設(shè)了一些裝飾品。

　　基辛格在北京只停留了48小時。在他們抵京后，周總理就打破慣例親自前往美國使團的住地與他們會面，這令基辛格一行感到十分驚喜和突然，為此，他們還特別提前15分鐘在樓下過道等候。唐龍彬回憶道，賓主一坐下，基辛格的秘書洛德馬上給他捧了一大堆文件，基辛格發(fā)現(xiàn)周總理注意到這個細節(jié)，就笑笑說：“沒辦法，都是些講話提綱和有關(guān)文件，做參考，我不得不照著這個念。”總理說：“會談嘛，可以自由一些，放開一些，隨便一些。”基辛格又說：“我們終于來到了被人稱為神秘的國土———中國了。”總理微笑著答道：“等你了解了這個國家，就不會感覺它是神秘的了。”

　　摘自《中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