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偉大的革命家、文學家、思想家。魯迅的一生是不斷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奮斗的一生。他是中國文化的主將，在文化戰線上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數，是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的民族英雄。他的作品，震撼了中國文壇、世界文壇，他的思想和人格，他的精神在現在、將來仍然是我們取之不盡的力量源泉。 中新社發 黃冬 攝

    胡適紀念館位于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院內，紀念館由故居、陳列室和墓園三部分組成。圖為胡適墓園內的胡適雕像。 中新社發 鄒輝 攝

　　1949年后，陸續相傳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有沈從文、巴金、艾青等數人。在此之前，比較明確知道被擬提名該獎候選人的作家，是魯迅先生。那是在1927年，瑞典科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中國考察時，曾經與劉半農先生相商，擬提名作家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1973年出版的《魯迅書信選》注釋里，將這說成是:“請魯迅接受‘諾貝爾獎金’”。)劉半農感到是件好事，便托魯迅的弟子臺靜農，寫信探詢魯迅意見。當年9月25日，魯迅回復了臺靜農那封后來頗為有名的函件。其中相關的內容有:

　　“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魯迅話的意思很清楚。他認為自己“不配”獲“諾獎”。中國的其他人當時也還不配。另一層雖沒說出，但表達得很明白，那就是，他認為“諾貝爾文學獎”還是很體現文學價值的，獲獎者當為“別國大作家”。新文化運動到當時，不過十數年，要讓文學極快達到一個高度，還不現實。所以魯迅先生以為“要拿這錢，還欠努力”。這不僅說他個人，還包括當時所有中國作家。這事后來被常常翻出晾曬，現在大家當然知道，被提名和最終獲獎，那是很不同的事情。

　　前數天翻讀《胡適日記全編》，竟然看到了與魯迅之事近似的情形。胡適也曾被擬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過。湊巧的是，準備提名的，也是那位瑞典科學探險家斯文·赫定。那是晚魯迅那封信一年多后的1929年2月26到28日。胡適當時乘火車從外地返回上海，在火車上就發生了這檔子事。當時胡適日記中這樣記載:

　　“火車上熟人最多，有美國公使，有瑞典探險家SvenHedin　(即斯文·赫定)，有陳萬里、楊憲武等。Hedin同我談:他是瑞典國家學會十八會員之一，可以推舉諾貝爾文學獎金候選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譯成英文。”

　　這話似乎含有這樣的意思，當時諾貝爾獎的提名，還須具備相當的身份。例如斯文·赫定，是“瑞典國家學會十八會員之一”；其次，中國文藝的對外傳播還不夠。盡管有了具備一定條件的作家，但翻譯不行。這大約與翻譯的少(也許幾乎沒有翻譯)，再是翻譯質量不行(這個問題數十年后的今天仍一再被反復提出)，所以斯文·赫定提出要胡適把自己的著作譯成英文。

　　胡適的回答也很有意思。當然，他也許沒有當面說出。可日記里卻表達了出來:

　　“此事我有我的意見:如果他們因為我提倡文學革命有功而選舉我，我不推辭；如果他們希望我因希冀獎金而翻譯我的著作，我可沒有那厚臉皮。我是不配稱文學家的。”

　　這段話表達了幾層意思。首先他認為自己在提倡文學革命方面是“有功”之臣，甚至因此而提名選舉也“不推辭”；再，為了獲個什么獎，而自己來翻譯自己的東西，不干。那實在不符合當時中國文人的自尊和體面。所以胡適用了“沒那厚臉皮”這樣俗而重的字眼。三，胡適自認“不配稱文學家”。在他看來，“文學獎”主要是授給那些文學創作者，而他自己，主要功績是在“提倡文學革命”方面。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情形，胡適還是很清楚的。

　　從先后準備提名的兩人看，這位瑞典人斯文·赫定還不能算是隨意。論文學功勞、實績及影響，當時國內恐怕莫過于魯迅、胡適二人了。所以雖然前有魯迅的婉拒，一年多后，斯文·赫定仍向胡適提出了這一提名希望。應該說，斯文·赫定還是認真、慎重的。而兩位中國作家的態度，卻是相對一致的。他們分別用了“不配”，“不配稱”這樣的字眼，說明在他們的心理天平上，“諾貝爾文學獎”分量還是很重的，并不如今天一些人說得那么不堪。先輩的努力和謙抑，使他們獲得了豐厚的成果，面對世界性榮譽的誘惑，他們的態度實在令人起敬。這一點，記述出來也許還有些現實意味。(楊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