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香港電影《新龍門客棧》，很多讀者都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但說這部影片的編劇是作家蘇叔陽，可能了解他的讀者都不會相信，因為他和這部電影的風格是完全不同的。但《新龍門客棧》的確是出自蘇叔陽之手。

　　作為著名的劇作家，蘇叔陽近幾年一直參與金雞百花電影節的策劃工作。前不久在電影節上接受記者采訪時，蘇叔陽談得比較多的是國學這樣的問題，這才真正契合了他真正的身份——作家、文化大家。

　　隨著近年來國學熱和讀史熱的興起，文化復蘇成了一個大家經常談論的熱點話題，對此蘇叔陽也有不同的看法。“我們經常講文化復蘇，但要復蘇到什么地方去？中華文化最強大的時候在漢唐時期，漢唐文化是建立在厚德載物的基礎上的，吸收了很多外來文化因素。”蘇叔陽說，“玄奘去西天取經時是悄悄走的，但他回來時卻受到了全城人的迎接。玄奘去世的時候，有半城長安人為他送葬，跪了好幾十里地，這說明唐代人的心胸是非常開闊的。玄奘帶回來的思想，后來成為中華民族的三大精神支柱之一。”

　　后來的歷史學家往往把玄奘去西天取經說成中外文化交流的典范，蘇叔陽認為這種說法大大貶低了玄奘作為一個思想家和思想傳播者的意義，“玄奘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去尋找真理，這是一個很偉大的壯舉。可是到了《西游記》里，玄奘被寫成了一個非常平庸的人，動不動就讓妖怪拿住了。吳承恩之所以丑化和矮化他，是明代市民思想和世風淺薄的表現。”

　　對于現在學術界動不動便封某人為“國學大師”的做法，蘇叔陽也不認同。在他看來，不少所謂的“國學大師”充其量是某些領域的研究專家而已。在今天我們不斷對古代圣賢“去圣”化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對他們庸俗化。“比如說孔子，過去我們太神化他固然不對，他就是個哲學家、思想家，但我們也不能把他庸俗化。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間，中華民族崇敬他、相信他，他就是圣人，你現在非說他不是圣人，說他是我們的鄰家‘二大爺’，這恐怕也是不對的。”

　　蘇叔陽認為，《論語》是一門很復雜的學問，“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雖然是一句很簡單的話，但要想正確理解它，至少要弄清孔子說這句話的語境。“我上大學一年級時，馮友蘭先生光講這個‘朋’字，就講了兩個鐘頭。他認為‘朋’指的是鳳凰，它領著一群小鳳凰，遠遠地沖你飛來了，這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與你志同道合的人，當然就樂上加樂了。再比如‘逝者如斯夫’，也絕不僅僅是感嘆時間的流逝，他是指歷史是不能重復的，充滿了深刻的哲理，與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有異曲同工之妙。圣人就是有凡人無法企及的地方，否則不可能穿越兩千多年的歲月，到現在依然在中國文化中起核心作用。” 倪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