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人們經常回味和探討明朝為什么滅亡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明朝“亡于寇盜”，即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起義造成了明朝的滅亡；還有人說是“亡于宦官”，認為宦官擅權導致了明朝的滅亡。康熙皇帝說“是亡于朋黨”，認為是官員分成不同派別、互相斗爭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那時有一個學者叫陸隴其，與上述看法都不同。他說：“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這個觀點振聾發聵，學術研究不是無關輕重的問題，它可以亡一個國家、亡一個黨。我們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是關系國家興衰的大事，是與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密切相關的學術研究。我們一定要把它提高到興黨興國興民這樣的高度上來認識，擔負起自己應盡的歷史責任。

　　國史研究不僅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有正確的方法。這里，我再舉幾條古人所說的話為例。清朝初年，幾代皇帝都重視修明史。當時負責修史的學者認為，元朝人修宋史和明朝人修元史都修得不好，因為修史者出發點有偏頗。為此，康熙皇帝專門為修明史而寫了一篇文章給大臣們看。他說：“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為一偏之論。”我認為，“秉公持平”這四個字非常重要。我們講要肯定老一輩領導人的功績，并不是說要隱瞞他們的錯誤，而是要“秉公持平”，也就是說要尊重歷史、客觀地評價歷史人物。過去寫史書不“秉公持平”的典型人物是《二十四史》中《魏書》的作者北齊人魏收，他公開宣揚以個人愛憎臧否歷史人物。他跟別人說，什么人敢跟我作對，我寫歷史的時候就沒有他的好處。他揚言：“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所以，《魏書》寫成后，有一百多人上書投訴他，被人稱為“穢史”。元朝在修宋史的同時，還修遼史和金史。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他問道：“修史以何為本？”大學士揭斯說：“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他主張“一律以是非之公”，“以求歸于至當而后止”。這講的就是修史一定要講史德，要公正，不能偏頗。清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同大學士們一起談論修史，認為修明史關系極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并說《宋史》、《元史》“是非失實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批評當時史官“輕浮淺陋，妄自筆削，自以為是”；認為修史應當“不畏當時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我們是新中國的兒女，對待國史研究和評說，自然應該“秉公持平”，應該“重良心”。如何對待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一輩領導人，如何對待他們領導中國人民艱苦奮斗所奠定的基業，用什么心態來研究他們、描寫他們，確實有個秉公問題、良心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也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勛。我們研究國史要以他們的輝煌功業作為研究的起點和研究的對象，作為后輩，要懂得飲水思源，以敬仰的態度研究前人的思想、經歷和得失。在探尋他們足跡的過程中，我們似應當經常思索他們對我們的教誨和期望。要學習他們的思想，景仰他們的風范，頌揚他們的業績，總結、汲取他們的經驗教訓。只有這樣，國史研究才能走上正道，才能無愧于先人。

　　現在，老一輩革命家和追隨他們的一代前輩早已光榮地完成了歷史任務，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物質遺產和精神遺產，他們未竟的事業應該由我們和我們的后輩繼續進行下去。盡管他們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道路上也曾發生過一些失誤，導致一些曲折，當然對歷史上我們黨的錯誤、教訓，我們應實事求是、鄭重地進行總結和反思，但是，我們絕不應背離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苛求前人，更不允許向前人頭上潑臟水。他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難以避免某些失誤，后人不需求全責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勞動人民第一次當家做主人，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經濟上迅速地擺脫了國民經濟瀕于崩潰的局面，經過三年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一個嶄新的中國站穩了腳跟。1958年發生了“大躍進”的失誤，接著出現三年困難時期，然后又發生“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未能一帆風順，但不能說我們國家的建設在前30年是沒有成績的，甚至說是到了衰敗的境地。事實是，經濟建設盡管受到干擾，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實力比建國初期發生了質的飛躍。

　　(作者陳奎元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本文系作者在延安召開的“國史研究座談會”上的發言，本刊發表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