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文藝和政治的關系一直很難處理。或者是和政治過于緊密，成為了政治的傳聲筒，湮沒了藝術自己的特性；或者是走向另一個極端，遠離崇高一般，企圖遠離政治，或和政治拉開遙遠的距離。其實，這兩種態度都是不可取的。而在我們建國以來近60年的歷史中，有過不少這樣兩種經驗的先例。

　　今年汶川地震震撼著億萬人的心，讓許多藝術工作者重新看待并反思自己的藝術創作，從而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激情，投身到抗震救災的第一線，發自真心地渴望拿出和這場地震相關聯并相匹配的作品來。無疑，這是我國文藝很可觀并讓人振奮的景象。只是突然那么多的藝術創作者蜂擁而至，據說僅影視創作的劇目就達20多部，難怪成龍感嘆并告誡即使拍出來的也可能是爛片。這樣的告誡并非潑冷水，值得警醒。

　　近日，僅話劇在北京就有人藝和國家話劇院兩臺，分別在人藝劇場和國家大劇院上演。人們擔心這樣的急就章的藝術水準，而參加人藝話劇演出的朱旭老爺子則站出來為其辯解說，配合政治任務的演出，人藝有傳統，當年老舍先生的《茶館》最初也是為配合選舉創作的。朱旭老爺子說得沒錯，老舍先生最初寫《茶館》確實為配合選舉，但后來他寫著寫著就偏離了選舉，輕車熟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領地，和選舉已經是南轅北轍。《茶館》的成功，恰恰是文藝和政治的關系處理得好的典范，它以卓有成效的實踐，說明急于配合任務往往會欲速則不達，而長期生活的積累和思考，尊重藝術創作的自身規律，才有可能讓藝術之花適時盛開。

　　也有人為這樣的急就章辯解，拉出曹植的七步詩說事：看這樣的急就章不是也不錯嗎？其實，文藝創作的各種門類有其各自的創作規律，那么多劇組在劇本還沒有的情況下就匆忙奔赴第一線，在余震不斷的現實里，無論扮演災民或救災者，還是執導攝像機調動拍攝虛構的場面，盡管勇氣可嘉，心情可敬，但總顯得并不那么合時宜。地震現場不是攝影棚和影視基地，更不是片場、秀場和賽場。人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看到他們的生活再現。藝術給予人們的，應該是更高一層次的審美和思索，而不僅僅是現在進行時態的照相式的寫照，更不是七步詩就能夠囊括進去的。

　　如此多影視創作組集中于抗震救災這一題材，難免蘿卜快了不洗泥，人們擔憂這種急就章的藝術水準，也是可以理解的。套用本雅明的話說：大規模的傳播意味著內容被非語境化。也可以說如此規模的抗震救災的劇目，內容被非語境化，便是很可能改變了我們的原初意義，降低了內容的有效性。還是本雅明說：過度使用和不斷重復，而使得其意義被排空。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不要僅僅出于激情和好心，而沒有把事情做好。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雨果創作反映1793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長篇小說《九三年》，是在1793年之后81年的1874年才完成的，而在雨果著手寫這部小說的時候，并不是倚馬可待，急于七步之內去爭搶時間，而是經歷了多年的案頭準備和心里的反復思考，才得以最后完成。雨果才沒有把反映那場風云激蕩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長篇小說，僅僅表現為場景的激情再現和對革命的單純謳歌，而是融入他對那場革命的深刻思考，至今讓我們讀來仍然感到驚心動魄，更給予我們心靈上的震撼和思想上歷久常新的啟迪。

　　我們自己的事實也給我們提供了例證。“非典”期間，也曾經急匆匆上馬幾部影視劇和話劇，都是出于激情和真情，但基本沒有什么成功之作，時過境遷之后，人們幾乎連劇名都忘記了。這次抗震救災之中，本來應該最快也最容易涌現的好的歌曲，也實在是寥若晨星。至今為止，我們仍沒有出現如1984年非洲饑荒之年，邁克爾?杰克遜和萊昂納多?里奇創作的《天下一家》，世界眾多明星在為非洲難民的賑災義演中唱響，其思想性與真摯的藝術性，至今并未過時，依然魅力常存。而在我們的各種賑災義演晚會上，人們更多唱的并唱得激蕩人心的，還是《讓世界充滿愛》、《感恩的心》等幾首經典老歌。

　　經歷了若干政治運動和斗爭之后，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雖然屢經挫折，但在國難面前，依然滿懷赤子之心，是多么的難能可貴。只是在文藝和政治的關系方面，我們依然沒有很好的處理經驗。我們激情有余，理性欠缺，我們容易沖動，但人們需要我們的不僅僅是勇氣和激情，更需要我們對這場千年大災的深刻思考，和對這場大災之中我們民族精神的重鑄，以及對這場重大的民族記憶的整理和存留。面對這場災難中壓在廢墟中死去的7萬生命和救災現場犧牲的英雄，還有那些地震中的幸存者，不辜負他們，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便不能夠僅僅滿足于新聞式的現場報道和卡拉OK式的即時歌唱，而應該沉潛下心，創作出對得起偉大人民和無愧于時代的作品。抗震救災是一項長久的工作，這樣的文藝創作更不是百米沖刺式的七步詩，而是一場考驗我們的馬拉松。(作者：肖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