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號稱國內迄今為止唯一一本“年輕態”紅學著作的新書《非常品紅樓》一出版就引起輿論嘩然。作者在書中提出“花瓶紅學”的概念，以調侃的筆觸拋出了“黛玉寶釵原型本是男兒身”、“黛玉原是女首富”、“黛玉適合進入娛樂圈”等另類觀點。

　　聯想到不久前“李白是蠱惑仔”、“李清照好色”、“大禹也有婚外情”等等驚人之語，當下蔓延的一股學術“八卦”與文化低俗風氣，引起了不少專家的憂慮。

　　“麻辣學術”頻頻亮相“八卦惡搞”風頭正勁

　　低俗不應成為文化主流

　　近年來，“國學熱”、“讀史熱”的興起，也帶來了一股“麻辣學術”之風。從“關公好色”到“諸葛亮是中國歷史上最虛偽的男人”，再到“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毒殺的”、“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源于婚外情”，這些頻頻亮相的“考證”新說，極大地顛覆了民眾對歷史人物的認知。

　　一位網友表示，這些“歷史”故事荒誕無稽，部分甚至有情色傾向，是打著學術的旗號嘩眾取寵，借此博取名利，浮躁之風令人反感。

　　其實，浮躁之風不僅局限于“學術”領域。低俗歌曲、惡搞事件、網絡口水混戰、“八卦”緋聞，乃至各種性暗示意味極強的保健、豐胸、整形廣告……如今，只要你打開手機、電視、網絡或翻開一些報紙雜志，總難免發現這些東西。

　　“只要給錢，什么樣的東西都能登上大雅之堂。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一些文化人開始落入‘俗’套，成為金錢的俘虜，行為商業化，思想低俗化，道德感沒有了，羞恥感沒有了，責任感也沒有了。”文藝理論家仲呈祥表示，以文化為名義的各種低俗消費，隱蔽性更強，殺傷力更大。

　　在專家們看來，娛樂文化中取悅、迎合大眾的那部分內容，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使文化貼近大眾，也可能使其變成“偽文化”和“劣文化”。通俗和惡俗往往只有一墻之隔，輕佻、浮夸，失去藝術追求和道德底線，通俗就會變成惡俗。當個人隱私、明星緋聞、打情罵俏、無聊調侃等所謂娛樂充斥我們身邊，有的甚至到了低俗、下流的地步時，這種不良之風必然會引起公眾反感。

　　人民文學出版社古籍部主任周絢隆表示，“多元化的社會，必然會有多元文化取向和多元精神需求，難免有高低雅俗之分，但是庸俗、低俗、惡俗之風，絕對不是一個健康文明社會的主流，也從來不是一個民族發展進步的表現。”

　　大眾傳媒應積極擔責

　　提高主流文化產品供給能力

　　文化領域低俗之風盛行，大眾傳媒在傳播過程中應如何過濾有害信息，如何保持和培育健康良性的文化生態？專家也在紛紛反思。

　　“少數媒體面臨競爭壓力，再加上對新聞‘可讀性’理解的偏差，采取了一些短期行為，一味迎合受眾的獵奇心理，使得媚俗、淺薄的內容大量增加，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傳播品質的下降。”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良榮這樣認為。

　　清華大學傳媒學院副院長尹鴻表示，“主流媒體必須要有過濾網，盡管文化消費如今呈現多層次特征，一些信息在民間小范圍流傳可以，但不能進入大眾傳媒，不能將他們放大渲染，否則就是媒體的失責。”

　　一些網絡媒體在低俗化方面表現突出，尤其是一些視頻網站，其內容可控程度較低，“情色”、“惡搞”往往是這些網站中的高頻詞。對此，尹鴻認為，“出現一些宣泄性的低俗文化不必大驚小怪，它們并不能解構主流文化，關鍵是主流文化自身要找到建構方式。”

　　“知識分子如果放棄社會責任感，主流文化的標準就會搖擺不定，核心價值觀就不能及時準確體現。”音樂指揮家曹丁說自己經常出國演出，發現外國人之所以對中國有很深的誤解，與中國的一些文化作品不能準確體現核心價值觀有關，“有的作品只寫落后、愚昧的東西。文藝作品只有寫出深刻的內涵，才能贏得別人的尊敬，才有助于樹立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

　　學者們認為，公眾確實需要娛樂，關鍵是怎樣調整娛樂和社會價值的關系，不妨讓公眾參與到“如何避免低俗化”的討論中并形成輿論監督。

　　中國音協副主席徐沛東說，“網絡的興起是時代潮流，在我們來不及把握它的時候，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在所難免。重要的是今后我們對待它的態度，應對新技術帶來的挑戰，還在于加強引導，并切實提高主流文化產品、文化服務的供給能力。” 本報記者　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