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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在那個以“科學的春天”聞名的科學大會上，科學家們從鄧小平“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的講話中，感到他們成了“自己人”

　　★ 本刊記者/蔡如鵬

　　1978年3月18日，北京。

　　下午3時，38歲的青年數學家楊樂與5000多名科技人員一道，邁進了人民大會堂。這座莊嚴的國家殿堂，已經很久沒有向他們敞開了。自“文革”以來，這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第一次步入人民大會堂，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剛剛復出工作的鄧小平，在當天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說，“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這句今天聽來再平常不過的話，在當時讓很多科技人員激動不已。年逾花甲的南京天文臺臺長張鈺哲聽完，流著淚感慨道，過去知識分子被當作異己，現在成為“領導階級”的一部分，終于成為自己人了。

　　30年后，楊樂仍對那個春天記憶猶新，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聽完小平同志的講話，不少老科學家都由衷地表示，自己迎來了第二次解放。”

　　國家科委原副主任吳明瑜，曾參與了鄧小平在科學大會上講話稿的起草工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句話雖然只有十幾個字，但字字千鈞。在這背后，是我們黨對知識分子政策幾經變化的曲折歷史。”

　　回顧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知識分子們經歷了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再到“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的過程。

　　“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吳明瑜還清楚記得，上世紀50年代初“全國教育工會”成立的情形。

　　那時全國剛解放，各地的工人紛紛成立工會。這股潮流也吹進學校，那么，教師是不是也該成立教育工會呢？“教師也靠工資生活，屬于工薪階層”，吳明瑜說，后來，政府也批準了教育工會的成立，“教育工會的成立，事實上說明政府承認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吳明瑜說。

　　但在當時，政策上對知識分子與工人并不一樣。

　　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或資產階級家庭，用當時的視角，他們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或舊式的教育。因此，在建國后，他們的階級屬性被定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就成為對待知識分子的一項基本政策。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多次說“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隨后的1955年肅反運動和1957年反右運動中，很多知識分子受到打擊，被當成“教育和改造”的對象。

　　當時，中共黨內有不少高級領導干部，不同意毛澤東的看法。但由于毛澤東極高的威信，他們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這一錯誤政策，只能做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保護知識分子。

　　前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干部羅偉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在反右運動中，全國有幾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僅北大、清華這些學校就有幾百上千人被卷進去。這讓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感到很為難，要開展科學工作，就要團結科學家，又怎么能打倒他們呢？

　　張勁夫反復考慮后，向周恩來、聶榮臻建議，在反右運動中要保護自然科學家。周恩來做不了決定，說這要請示毛主席。毛澤東聽完張的意見后說，張勁夫你很大膽啊。張勁夫說，這些老科學家都是“國寶”，不能不保護。

　　后來，毛澤東同意了張勁夫的意見。1957年9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斗爭的指示》。這份指示說，對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劃不可者外，應一律采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

　　1957年6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曾昭掄、錢偉長、華羅庚、童第周等五位科學家的署名文章《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很快，這份意見被批判成“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

　　不久，曾昭掄(時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錢偉長(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分別被他們所在的高等教育部和清華大學劃成右派，與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等一起，成為當時聞名全國的右派“六教授”。

　　但華羅庚(時任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和童第周(時任中國科學院動物所所長)卻在中國科學院逃過一劫。羅偉記得，科學院領導只是找二人談了談話，讓他們做些檢查，但一律不劃右派，不搞批斗。這與張勁夫有意識地保護是密不可分的。不僅如此，張勁夫還專門找到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請他不要定錢偉長右派，因為當時錢偉長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力學所副所長，但蔣南翔沒有聽。

　　曾昭掄、錢偉長頭上的“右派分子”帽子，一直到1980年才得以脫去。

　　“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1962年2月，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在廣州召開。

　　會議原定討論新的科學規劃，但在討論過程中，話題逐漸集中到知識分子的政策問題上。

　　吳明瑜也參加了那次會議。據他回憶，周恩來在會上做了一個講話。在講話前，周非常謹慎，事先在賓館里查閱了很多資料，還與身邊的人商量，該如何回答提問。

　　最后，周恩來在講話中說，知識分子雖然從事的是腦力勞動，但與體力勞動者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也是為人民服務，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但他同時也強調，知識分子不能忘本，雖然現在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了，但過去接受過資產階級的教育，還需要繼續改造。為了說明不忘本，周恩來還打比方說，我出生在紹興，成長在淮安，所以有人問我是哪里人，我就說是江浙人。

　　周恩來的話讓在場的科學家們很高興，著名聲學家馬大猷興奮地說，“聽完總理的話，如坐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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