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丞相，還得買“二手房”；貴為樞密副使，也要租房度日；退休離職，不僅搬出官舍，連一張床也不能帶走……完顏紹元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輕松為官：破解千年隱蔽秩序》一書，告訴您古代官員是如何解決房子問題的。

　　異地任官，

　　國家提供住房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曰之“機關(guān)大院”，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涵義。若用現(xiàn)代語匯表述，大抵就是機關(guān)住房的意思，因其不僅所有權(quán)一般都姓“官”，即屬于國家資產(chǎn)，而且往往還特定屬于某官署即某一個機關(guān)。

　　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征辟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漢書》卷三十九記曹參封爵列侯，食邑平陽，但本人先后在齊國和中央任相，其長安的“相舍后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云云。此“相舍”與“吏舍”，就是相國住宅和吏員宿舍的同義語，當由國家提供。漢高祖劉邦向全國發(fā)布《同安輯令》說：凡為列侯食邑者，都給印綬佩帶，賜給宏敞的住宅；俸祿達到二千石級別的將吏，就可遷居長安，賜給次一等的住宅。這當然是開國時期優(yōu)待功臣的一種措施。

　　再看《漢書》卷九十三記，侍中董賢為邀漢哀帝寵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與老婆團聚，于是哀帝特許董賢的妻子搬進他在宮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據(jù)這一條史料，可知至遲到西漢后期，官吏家屬可以隨居機關(guān)住房(官寺舍)，已經(jīng)是普遍現(xiàn)象了。《宋書》卷四十一記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劉翹時任晉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紀》記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趙子時在秀州居官；《成都文類》記司馬光生于郫縣官廨，其父時任該縣縣尉。《曲洧舊聞》卷三記，歐陽修也是其父親任綿州司戶參軍時“生于司戶官舍”的，后人還把這個住宅改為“六一堂”(歐陽修號六一居士)，以志紀念。

　　住房是一種待遇

　　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jiān)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并終于達到令他郁憤而卒的目的。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惇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后來章惇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余悸地答復他: “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賓退錄》卷八)此為政治斗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也說明雖然稱官，卻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辦公住家一體化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guān)系。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qū)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guān)大院以內(nèi)的，俗稱“內(nèi)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qū)域劃出界線。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 “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nèi)”，因知古人常將“衙內(nèi)”作為官府子弟的代稱，就是以他們這種特殊的居住條件為依據(jù)的。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nèi)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jié)，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tài)，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而像上述寇準、蘇轍這些人在當時的境遇，雖然名義上的級別比鮑的曹官還高一些(司馬為知府的佐官)，但實際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無緣住在“內(nèi)衙”。反之，也有主動放棄這種榮耀的，如東晉羅含任州府別駕，“以廨舍喧擾，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席而居”(《晉書》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傳》，看來是希望在業(yè)余時間有一個可以讀書寫作的安靜環(huán)境。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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