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文化廳副廳長景李虎提出

　　“南海I號”是什么？這個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無法回答。有人想出一個辦法：比喻。關于“南海I號”最著名的兩個比喻，一是“價值堪比兵馬俑”，一是“海上敦煌”。廣東省文化廳主管文博的副廳長景李虎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則提出，以上表示比喻不恰當，“南海I號”的定位應是“中國乃至世界水下考古的新坐標！”

　　“新坐標”VS“海上敦煌”

　　提出“海上敦煌”說的中大教授黃偉宗對媒體表示：“南海I號”在自身的地位、價值判斷上可以有多種闡釋，但是不應該拋棄“海上敦煌”的說法。這是“南海I號”未來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被國際廣泛認可的一條捷徑。

　　廣東省文化廳主管文博的副廳長景李虎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價值堪比兵馬俑”、“水下長城”、“水下故宮”、“海上敦煌”，這些說法通俗易懂吸引眼球，“只是，這些對比的基礎不存在，類比也非常不恰當。”

　　景李虎認為，敦煌是在西北內陸濃厚的宗教氛圍里形成的文化結晶，和“南海I號”通過海外貿易折射出宋代社會方方面面的性質完全不一樣，無法對比；兵馬俑是帝王陵墓的陪葬物，和“南海I號”無論在時間、性質等方面都不可比。“我們對‘南海I號’的定位是：中國乃至世界水下考古的新坐標！”

　　“新坐標說”的三個依據

　　景李虎說，理解“南海I號”，可以分三個層次。首先，“南海I號”是整個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發現。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字記載很多，但需要載體去呈現，否則歷史就是虛的。有了“南海I號”，海絲路就活色生香起來了。應該說，“南海I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標志。

　　其次，“南海I號”對廣東的意義。“南海I號”證明了一個觀點：廣東背靠中原，面向大海，對于遠洋航海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也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廣東人由此走向了全世界，于是移民產生了，華僑出現了。他們又帶回了外國的創新的思想和制度以及生產技術乃至生活方式，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這些近代史上的大事。通過文物古跡形象地解讀廣東的歷史，解讀廣東與眾不同的文化，“南海I號”是一個絕好的載體。

　　第三，理解“南海I號”本身，有對內和對外兩條線：對內，通過“南海I號”整體打撈和文物研究，建立一個嚴密的學科體系，使之成為水下考古的標準系統；對外，通過對“南海I號”出土文物的研究，在海運史、陶瓷史、貿易史、航海史、科技史、文化史以及復原當時的社會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提出新的證據和課題。

　　“就是這三個層面，讓‘南海I號’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水下考古的新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