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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裝的烏托邦

　　文/朱大可

　　在中山裝的全盛時期，這種服裝竟然成為全中國民眾的單一制服。數億人的思想、趣味和生活方式，被統一成毫無個性的反面烏托邦。反思這種服飾帶來的精神創傷，才是比申遺更有意義的事務

　　在“文化拯救”的嘹亮呼聲里，“中山裝申遺”落入了人們的視線。早在2005年，浙江寧波紅幫裁縫就要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并把中山裝作為其制造史的核心內容。2007年4月，上海有人呼吁中山裝制作工藝應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了中山裝“嫡傳企業”上海開開集團的響應；隨后，長寧區和靜安區之間發生申遺權的戲劇性爭搶。7月，北京紅都集團聲稱，已經完成中山裝技藝的申遺程序。到了10月，中國休閑服裝博覽會再度透出消息，中山市正搜集歷史資料，準備申報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至此，中山裝申遺已經變得炙手可熱。

　　中山裝之所以遭遇如此激烈的爭搶，并非基于申遺者的烏托邦激情，而是源自市場利益的驅動。中山裝營業額近年來逐步上升，擁有潛在的廣闊利潤空間。誰奪取中山裝遺產的“保護權”，就將成為中山裝工藝制作的權威，并占有主要市場份額。任何文化遺產爭奪戰的背后，必然是市場利益的爭奪。消費時代的文化邏輯，就是如此。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評選機制時，曾公布三個評判尺度：第一是有藝術價值；其次是處于瀕危的狀況；第三是須有完整的保護計劃。對于龐大的中國市場而言，中山裝保護計劃可以輕易制訂，真正的難點在于第一和第二項指標。于是，提供完整的歷史敘事，以展示其藝術價值(原創價值)，就成為申遺的必要前提。

　　北京紅都集團宣稱，孫中山偕黃興等來到同義昌呢絨洋服店，將創制中國新服裝的意圖托付給裁縫。該店裁縫參照日本學生服和士官服后，研制出第一套中山裝樣本。上海方面的故事則宣稱：孫中山攜帶日本軍校的士官校服到榮昌祥西服公司，要求制作一種中式正裝，中山裝于是在榮昌祥首次批量生產。這兩種敘事大同小異，都是孫中山作為甲方，親自上門下訂單，所不同的只是乙方：一個是張氏的上海同義昌，而另一個是王氏的上海榮昌祥。

　　北京敘事和上海敘事提供了一個共同細節，那就是中山裝的設計，參照日本士官服的樣式，這其實就是學術界探究的中山裝起源。只要追溯一下世界服裝史就會發現，日本士官服還有其更為深遠的源頭19世紀末的德國士官服。它的簡潔風格，符合當時軍事—政治運動的精神需要，由此成為各國競相模仿的對象。俄國士官服和日本士官服，便是那場大規模克隆的成果，它們在日俄戰爭和一戰中就已嶄露頭角。

　　此后，德國人自己率先繼承了19世紀的軍服遺產，以至國防軍的士官服，都在沿用這一款式；而抄襲了德國軍服的俄國士官服，后來被蘇維埃政權所沿用，成為著名的“斯大林服”；在中國，它因孫中山的“參照”而成為“中山裝”，因毛澤東的“繼承”而成為“毛服”;在越南和朝鮮，它因胡志明和金日成父子的“改造”而分別演成“胡志明裝”和“金日成裝”。

　　根據對歷史照片的觀察比照，德國軍人、斯大林、孫中山和毛澤東，穿的都是同一種套裝。盡管其間出現過一些細節變化，但20世紀諸多國家的制服，仍然表現出令人震驚的相似性。毫無疑問，中山裝的姓氏，本該名叫德意志，它的設計，沒有多少原創的藝術(設計與工藝)含量。那些關于口袋和紐扣的政治闡釋，仍然不足以構成中山裝的精神內核。在飽受工業抄襲指責的時刻，把這種克隆性服飾拿去申遺，只能觸發更大的國際疑慮。

　　中山裝申遺的另一先決條件，是它必須處于瀕危狀態。但任何一個明眼人都能看出，中山裝距離瀕危服飾路途尚遠。盡管與上世紀60～70年代相比，中山裝的銷售數量發生銳減，但因許多人將其視為禮服，在結婚和會議等正式場合使用，其地位已開始大步回升。在多元化的中國時裝界，中山裝復蘇為新的時尚服飾，是一個無可否認的現狀。拿一種時尚服飾去申遺，要么是不懂申遺的游戲規則，要么就是在蓄意隱藏其商業事實。

　　在重塑中山裝神話的背后，是頑強的歷史懷舊情結。讓我們簡單緬懷一下中山裝的發達史吧。在它的全盛時期，中山裝竟然成為全中國民眾的單一制服。數億人的思想、趣味和生活方式，被統一成毫無個性的反面烏托邦。反思這種服飾帶來的精神創傷，才是比申遺更有意義的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