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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雷頤

　　一些“漢服”的提倡者再度將“服裝”政治化，似乎不著漢服者自然居于不參與“民族復興”的道德、政治劣勢。但中國還有其他五十多個民族，他們的權利與漢族不應當是完全平等的嗎？

　　在聲勢空前的“傳統文化熱”中，消逝已幾百年的“漢服”也被從歷史的箱篋中翻撿出來，為五彩繽紛的服裝之苑增添了一個小小的“亮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此事本來無可厚非，然而，某些漢服愛好者、提倡者表達出來的那種“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價值觀念卻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進一步要求將漢服定為“國服”，則期期以為不可。

　　“衣服”本來的功能只是遮身蔽體、保暖防寒，但在歷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審美的功能。在傳統社會，服飾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強化，成為統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歷代王朝都有《車服制》《章服品第》一類對著裝等級制度的嚴格規定，早在周代即產生了比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到士卿，服飾各有區別定制。至魏晉時期，王公貴族雖然“服無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著羅、紈、綺等高級絲絹織物的規定。唐代是最開放的年代，但從唐高祖李淵起就正式頒布衣服之令，對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婦、士庶等等各級各等人士的衣著、色彩、服飾、佩帶諸方面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總之，中國古代服飾的核心是等級制度，衣冠服飾是尊卑貴賤等級序列的標志，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們所推崇的“漢服”，實際只是傳統社會中少數“上等人”的服飾，廣大“引車賣漿者流”，絕不能像孔乙己那樣穿長衫，只能如阿Q那樣著短裝。

　　服飾對內的政治功能是等級制，對外的政治功能則是作為“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象征。《左傳》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西晉末，晉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隨南逃，史稱“衣冠南渡”。與“衣冠”相對的是“被發左衽”，即非漢族的夷狄的符號。《漢書·匈奴傳》說道：“《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被發左衽”與“人面獸心”并列，對“非衣冠”的歧視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滿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強迫漢人易服來表示對其“臣服”，服裝成為對一個王朝的忠誠與叛逆問題，“穿，還是不穿”成為“生，還是死”的大問題。清王朝同時又秉承華夏“衣冠之治”的傳統，同時制定了種種有關穿靴、戴帽、著裝、佩飾的煩瑣規定，維持等級森嚴的統治。

　　服裝政治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仍大為盛行，服裝成為“革命”與“不革命”的重要標志，在“文革”中幾乎只有工作服、藍中山裝和綠軍裝成為被允許的“革命服裝”。改革開放是思想觀點大解放，也是服裝大解放，人們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但在80年代初，喇叭褲、牛仔褲仍曾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精神污染”而遭禁，終經開明者以敦煌“飛天”壁畫論證喇叭褲是中國“民族服裝”而不是“西方沒落腐朽”的外來品、牛仔褲本是“美國勞動人民的服裝”而不是“資產階級奇裝異服”而最后開禁。此后，服裝的“政治化”迅速淡出。

　　然而，現在一些“漢服”的提倡者卻再度將“服裝”政治化，提出“華夏復興，衣冠先行”，“恢復華夏服飾 重建衣冠上國”，“是我們不斷在尋找的民族歸屬感和文明標志的符號”“漢服只是一個載體，悠遠的華夏文化才是我們真正要復興的”“重建民族自尊、尋回民族自豪、復興華夏文化、重塑中華文明，就是我們參與漢服運動的初衷”。并且，主張將“漢服”定為“國服”，而“國服是一個國家的外在象征和代表，就像我們的黑頭發、黃皮膚一樣，是我們民族的標志。國服的確立，也意味著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確立。”

　　于是，服裝問題重新上升到“愛國”“民族復興”的道德、政治高度，在這種話語的隱喻中，不著漢服者自然居于“不愛國”、不參與“民族復興”的道德、政治劣勢。而且，主張將“漢服”立為“國服”者似乎忘記了中國還有其他五十多個民族，雖然人數少得多，但其權利與漢族不應當是完全平等的嗎？

　　千百年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們才逐漸擺脫了“服飾政治化”觀念，服飾成為個性表達、選擇的最好形式之一。今天，重倡漢服不應是對個性的否定。寬衣博帶、長裾雅步的漢服與西裝、中山裝、短裙牛仔、中國其他民族服飾等各色服裝紛然雜陳、供人平等選擇，洵為社會多元、進步的標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