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諜戰影視劇何以風行？讓中國影視回歸信仰

　　這個時期的反特片，人物臉譜化是統一的訴求，打入敵人內部的警察，通常相貌堂堂、英氣逼人，破壞者則形容猥瑣、丑陋古怪。故事內容不試圖探究人物的內心，感情表達點到為止，沒有過多的情感糾葛。

　　反特片向諜戰片蛻變

　　上世紀90年代后到新世紀的今天，反特片逐漸演變為諜戰片，最顯著的變化是故事的時代背景常常向前推到了1949年前，如《無悔追蹤》、《誓言無聲》、《暗算》等，多半發生在1949年前，單一的“特務”身份被雙方的“諜報人員”身份替換了。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電影有了人性化的訴求，在偵破片和驚險片中，公安局長開始患上胃病，偵查員則要面對妻子無休止的責難和不理解。90年代后，這種人性化追求有了更復雜的形式，諜戰片的主人公一改以往的高大全形象，有了弱點有了欲望，主人公的愛恨糾葛，常常占據了大部分篇幅。

　　有觀眾認為，《潛伏》中的政治氣味甚至淡化到了它會被當作職場教育片的地步。而《黎明之前》也徹底顛覆了以往反特片臉譜化的系統，比如反派人物陸軍情報第八局局長譚忠恕，他身為國民黨情報高官，其實僅在職務行為中是個反派，拋開職業他是個極好的男人，對妻子關愛，對信仰忠誠，對兄弟仗義。

　　可見，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以往反特片中一面倒的政治立場，也演變得立體和客觀起來。

　　諜戰劇讓中國影視回歸信仰

　　新世紀的諜戰片，不管劇情怎么變化，不管人物關系如何復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信仰。

　　《潛伏》中有一句經典的話：“信仰是無底的深海。”《黎明之前》同樣是關于信仰的。《風聲》影片結尾是一段中共地下黨員（已犧牲）的旁白：“老鬼不是一個人，他們是一種精神，一種信仰。”信仰，這是一個特殊的名詞，也是現代社會最缺乏的東西之一，著名影視研究學者、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認為：“中國影視高揚起了信仰的旗幟，進入了信仰時代。”

　　時統宇說：“中國影視回歸信仰，至少有這樣兩點啟迪：一，現實中的種種丑惡現象有其深刻的信仰危機原因。二，我們開始了中國式大片的人間正道——用一個感人的故事去演繹中國精神。當我們這個民族在整體和遠景范疇上不差錢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信仰、精神、意義來內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領風尚。而在這其中，影視產品所起到的作用獨到而獨特，我們需要在信仰的層面從頭起航。”

　　諜戰電影大片《風聲》導演高群書說，如今中國電影極度缺乏主流價值觀，而諜戰片或反特片所代表的，正是這個時代缺失、又急需的主流價值觀——一種信念和堅持。他認為，作為一種新的類型片，諜戰才剛剛開始。

　　諜戰劇警惕“扎堆”

　　盡管今天的諜戰片為影視業取得了不少的票房，但是諜戰片的扎堆仍舊讓人有些審美疲勞。諜戰片，不得不面對跟風嚴重的局面。諜戰片走紅之后，跟風者不勝枚舉。多年以來，中國的電視劇一直都陷在“炒紅一個，跟爛一個，再找一個”的惡性循環中。以前的革命題材、戰爭題材、軍旅題材等等無不如此。不管是再好的題材，再高的立意，都經不起大量跟風的消磨，再多感動也變得麻木了。

　　《黎明之前》的導演劉江認為，尋找新的突破口并不容易，劉江說：“我是站在編劇的肩上找到了破解密碼，即追捧美劇一代的視聽習慣：快速的鏡頭切換、不斷倒敘、反轉的情節逼近以及大量純偵破技術的真實再現，拋下無數誘人的魚餌，勾著觀眾的好奇心直到劇終。”

　　劉江的新嘗試或者真的成功了，美國電視劇大片式的手法和感覺多少讓觀眾覺得不太一樣，但這畢竟只是個例，更多的諜戰戲正在上演或者將要上演，他們同樣要面對創新的難題，他們的突破口又在哪里？諜戰戲未來的命運又將何去何從？這不得不引起廣大創作者的深思。

　　繼《暗算》、《夜幕下的哈爾濱》、《潛伏》等諜戰電視劇持續火爆熒屏后，銀幕上又開始《風聲》大作，《秋喜》、《東風雨》一擁而上，令觀眾應接不暇。近期，《隱形將軍》、《黎明之前》等諜戰劇再掀收視高潮，隨后又傳出《潛伏》將拍電影版、《風聲》將拍前傳和續集……一時之間，中國銀幕內外真可謂諜影重重，這些諜戰片究竟何以風行？

　　諜戰片的曾用名“反特片”

　　追根溯源，諜戰片是有近30年歷史的反特片在新世紀的新發展。

　　1949年，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攝制的《無形的戰線》，講述東北解放之后，公安機關與伺機進行破壞的國民黨特務的斗爭，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反特電影。片尾打出毛主席語錄：“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則成為此后反特片的創作動機和指導思想。

　　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各大電影廠爭相拍攝反特片，《神秘的旅伴》、《冰山上的來客》、《秘密圖紙》、《羊城暗哨》紛至沓來……“文革”過后，反特電影再度出現，有了《南海長城》、《黑三角》等作品，但是勢頭明顯減弱。

　　這兩次反特片浪潮，都有一致的時代背景和固定的敘事模式，故事通常發生在1949年后，以敵對勢力對新生政權的破壞顛覆為主要線索，以公安機關的勝利為最終結局，最大的懸念通常建立在幕后指使者的曝光上。本報記者  宋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