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略薩看諾貝爾文學獎

　　從來沒有一位作家獲獎像略薩這次令我感到激動。在近三十年的獲獎者中，只有略薩的世界聲譽、作品成就、思想深度以及文體和文字的影響力，是可以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并駕齊驅的(其他幾位巨星獲獎者，如君特·格拉斯、薩拉馬戈、威廉·戈爾丁、米沃什，不是被籠罩在與馬爾克斯趨近的魔幻美學理念下，就是在文體影響上略顯狹窄)。略薩還是當代所有諾獎得主中、唯一一位在三十歲之前就確立國際聲譽的作家。他也幾乎是唯一一個在資本主義世界，既批判右派、也批判左派，并為此飽受質疑的健在文豪，堪稱是自加繆之后又一位不受縛于立場的獨立公共知識分子。而在小說對性與社會的描繪與剖析的成就方面，近年的諾獎熱門里，只有同輩的菲利浦·羅斯，筆力可以靠近略薩。

　　有意思的是，因為年少成名，略薩早早就被推入了諾獎的評獎游戲，也早早的因為年輕，被瑞典文學院放入另冊，以致在與各國作家同場競技了幾十年無果后，相當一部分媒體已經淡忘了他的候選人身份。甚至就連一些喜愛過他的人，也隨著時間流逝，以為他要重演當初托爾斯泰、左拉、哈代、瓦雷里、高爾基、毛姆、格林等人錯失諾獎的劇情。在諾獎比博彩概率還要低得多的中選游戲中，略薩大約又是罕見的一次“敗部復活”的個案。而由于他的那些杰作《綠房子》、《酒吧長談》、《胡利婭姨媽和作家》、《繼母頌》等，使得瑞典文學院中，又多了一位可以媲美上自福克納，下迄拉什迪、昆德拉等近年爭議性巨匠的王牌得主。同樣，像略薩這樣一位文豪的獲獎，也有助于日漸熱衷喊“申諾”口號的中國文人，回歸到一個冷靜評判自身作品文學純度的審慎狀態(tài)。

　　“一個好作家不應考慮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近年頗領內地媒體風騷的德國翻譯家顧彬，這兩天頻繁被轉載的“名言”。顧彬大概忘了海明威，海明威當年想得諾貝爾獎都快想瘋了，而且就因為福克納比他先得，兩人從摯友變成了仇人。顧彬也大概忘了他動輒愛提及的托馬斯·曼以及更早的豪普特曼，這兩位大師不但自己得了諾獎，還替別人惦記這個獎，這一“惦記”主要的受益人是另一位德語大文豪黑塞。

　　“國人對諾貝爾獎的追捧有庸俗娛樂化傾向。”這是本土學人和媒體，近日忽然對文化表現出來的“反思”與“良知”。不過我不相信“追捧諾貝爾獎”就會比追捧一個中性選秀冠軍(或是以無知腔調詆毀詩歌的賽車手)更“有庸俗娛樂化傾向”。何況這樣的追捧一年里只有那么幾天，這種行為不單單發(fā)生在漢語世界，它發(fā)生在整個地球所有被文明照耀著的地方，已經延續(xù)了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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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直以來，類似上述斬釘截鐵的論斷，在中文里已經數不勝數了。不能說它們全無道理，但說這些話的人，至少在一個地方犯了致命錯誤：他們漠視了中國近三十年文化的生長軌跡，同時，也無視了今天中國的幾代作家、讀者對于文學認知的發(fā)展過程。

　　我們這個時代的作者和讀者，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感情，恐怕是全世界文學讀者里最重的。這一切，緣起于1950—1980近三十年的歐美文學譯介的空缺，更緣自1980年代開始的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翻譯熱潮。沒有人民文學、上海譯文、漓江、安徽文藝、譯林等眾多出版社，幾十年來前赴后繼對諾獎獲獎與入圍作品的辛勤譯介，絕大部分中國讀者對于文學認識，恐怕還都坐在一口只有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浪漫派以及歌頌或批判現實小說等“文學冷兵器”的井里。大家甚至會把武俠、言情、玄幻、說教這些娛樂或應用讀物，還視為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每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不一定就代表了世界文學的最高水平，但它至少代表了高水平之一。而由于這個獎項致力于表彰獲獎者的終身成就，以及遴選趣味中對流行的排斥，任何一位有心的人文作者(除了文學，還包括歷史、哲學領域)，都能從它的結果中窺到一些人與環(huán)境和時代的爭辯，人文趣味的流變，創(chuàng)造者的艱辛，還有與“幸運”相伴的那種偶然、不可操控性。這些啟悟，對于從三十年前才開始艱難脫離概念化思維的社科人文界來講，實有著性命攸關的價值。同樣，當我們日益面對一個充斥著無數知識膨化、信息注水可能的娛樂時代，許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深處的那種冷對喧囂的質疑和拷問，很有可能暗藏了我們自救的路徑。它們的價值，與其說是作用于作家、知識分子，還不如說是作用于每個有著脫離低級趣味和被娛樂化攝魂的普通人。

　　千萬不要因為一些可以預見的人性弱點，以及個別步入創(chuàng)造衰落期文人和媒體幫閑的鼓噪，就全盤貶低自己同胞對精神世界的向往與追求——只要它沒有變異成喪失現實依托的狂妄和癔癥。人不要老站到悲觀者的角度去看問題，悲觀可能是一種冷靜，還可能是精神懶漢和侏儒的一種托詞……

　　徐 江